尽管日本与美国的利率水平差异凸显了货币政策的分歧，令日元承压，但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趋势即将逆转，并且日本央行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开始调整其YCC政策。 自今年年初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超过6%，截至目前，日元汇率报140.59，为去年11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去年，在日元汇率首次跌至145.90之后，日本政府动用了9.1万亿日元（约650亿美元）来支撑其走势。在美联储大举加息而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之际，抛售日元是对冲基金在2022年最青睐的宏观策略。 由于日元延续跌势，且市场押注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交易员还增加了对日元的空头头寸。 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截至5月23日当周，杠杆基金增加日元空头合约数量至53706份，为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分析师们则认为，日元并不会出现像去年一样引发市场恐慌的暴跌。因为今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不仅日本央行对日元的跌势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且分析师们纷纷表态称日元汇率即将触底，跌破145的可能性并不大。 市场风险咨询公司称，在贸易账户改善和游客人数增加的支撑下，日元汇率可能会在142-143左右触底。据彭博报道，该机构的研究员 Koji Fukaya 表示，情况与去年不同，尤其是现在的赤字小得多，入境旅游和贸易账户的反弹限制了日元的下行空间，“没有足够的因素让日元跌破145并跌至150”。 分析师押注日元跌势即将逆转 尽管日本与美国的利率水平差异凸显了货币政策的分歧，令日元承压，但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趋势即将逆转。根据彭博调查的分析师的预测中值，到今年第四季度，日元汇率有望升至127。 分析师们给出的理由是， 第一，日本的经济状况正在改善。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该国贸易逆差已从10月份2.4万亿日元的历史高点收窄至1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4月有190多万外国游客入境，约为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经济学家们预计会进一步复苏。 第二，全球资金也开始涌入日本股市 ，日本基准Topix指数上周触及33年来的高点。日本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境外非居民投资者连续第8周成为净买家，在截至5月19日的期间投入了超过7万亿日元。 据彭博报道，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 Daisaku Ueno 称： 这些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口头干预，因为140的水平不像去年那样令人担忧；而且由于日元走软，日本股市表现非常好。 此外原油价格也已经下跌，对日元贬值和进口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担忧也有所缓解。 日本政府官方也作出了表态。周五，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在例行内阁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日元贬值后，市场应该设定外汇汇率：“汇率应该由市场根据经济基本面来决定。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走势。” 日本央行偷袭？ 瑞银认为，由于日本经济数据良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且核心CPI继续上升， 日本央行将在今年7月至10月的某个时候调整YCC政策，将10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目标上调至少25个基点至0.75%。 与此同时，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已变得不那么确定。 因此瑞银预计，日元汇率到年底将升至122，相较于目前还有15%的上涨空间。 瑞银表示： 虽然我们承认美元近期有进一步上行的风险，但我们认为日元近期的走势将逆转。 我们维持对美元最不看好的评级，以及对日元最看好的评级。 日本央行新任行长植田和男也强调了与前任行长黑田东彦截然不同的政策灵活性。植田最近表示，即使通胀率低于2%的目标，他也不排除政策变化的可能性。 而法国兴业银行预计，未来几周日元将升值7%。

当地时间周三（5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她相信美国将避免债务违约。 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了约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财政部随即部署了所谓的非常措施，以暂时避免出现债务违约，不过这些措施只能维持到6月初。 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近来进行了多轮谈判，但进展甚微，随着谈判持续处于僵局，外界的担忧愈发严重。 格奥尔基耶娃周三在卡塔尔多哈经济论坛上表示，从过往历史来看，美国之前也曾面临债务违约，但在最后一刻得以解决，因此她有信心再次看到这一幕。 格奥尔基耶娃还提到了她对“去美元化”的看法，她表示，尽管各国对减少美元依赖的讨论越来越多，但美元可能仍将是全球储备货币。 沙特和卡塔尔财政部长也参加了同一场活动，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应尽快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多次警告称，财政部最早可能在6月1日就无力履行付款义务。然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Steve Scalise周二表示，耶伦对债务上限截止日的表述缺乏透明度，难以让人信服。 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则抨击了共和党人的观点，她指出，债务违约的后果将对美国民众和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并且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

高盛集团认为，美元的升值空间比市场目前估计的要大。高盛分析师Michael Cahill和Lexi Kanter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的信贷状况并没有像最初担心的那样收紧，而欧洲等的经济活动也弱于今年早些时候的强劲预期。他们写道:“短期内美元的升值空间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大。最终，我们认为今年美元的总贬值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为有限。” 由于市场调整了对美联储降息时机的预期，衡量美元强弱的一项指标5月份迄今已上涨逾1%，债务上限僵局也增强了美元的避险吸引力。在此之前，美元已经贬值了两个月。 该行分析师表示:“美元可能只会从高点缓慢减速，其间还会遇到一些波折，因为美国经济的疲软仍然有限，因此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仍踩住刹车。美元贬值通常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强劲增长、而非美国的经济疲弱增长联系在一起。我们仍在等待挑战者，而欧元目前还没有进入这个角色。” 他们表示，没有足够的因素保证欧元继续升值，美联储和欧洲的政策路径也没有那么大的分歧，他们维持了对2023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为1.10的预期。目前，欧元兑美元在连续两天上涨后，周二下跌0.4%，至1.0774。

人民币汇率今年首次破“7”。5月17日、5月18日，延续数月跌势的离岸人民币（CNH）、在岸人民币（CNY）相继突破7.0整数关口，截至5月20日，在岸人民币报收7.014，离岸人民币报收7.0216。 人民币汇率破“7”意味着什么？原因为何？对复苏进程中的国内经济产生哪些影响？投资者尤为关注的还有汇率波动对A股影响几何？对于这些问题，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外汇研究负责人李刘阳、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宏胜在接受财联社记者专访时围绕着人民币破“7”的背景与成因进行深入分析。 两位受访人士指出，在外部短期海外环境冲击、4月经济数据稍显不及预期、海外旅游商务购汇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之下，人民币汇率出现双向波动很正常，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有限，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有坚实的基础。 美元指数走强成这一次破“7”主因 外汇市场成因复杂，多重均衡的反映国内外的变量波动。李刘阳表示，这一次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多。 首先是受美元反弹的大环境影响，美元指数自5月8日至18日期间，自101点的低点反弹至接近104点位置。这次期间，可以看到大部分货币兑美元都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外部因素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冲击的观点也得到了潘宏胜的认可。他指出，按照影响汇率的逻辑来看，基本面并不支撑汇率的人民币汇率比较明显的贬值。国内经济在稳步复苏中，美国更多地是讨论衰退与通胀的风险，以及债务危机，可以看出美国面临的考验要更大一些。这一轮的人民币汇率贬值主要原因在于美元指数的上升。 “美元指数上升可能与美国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相关，包括此前美国一些银行的破产重组。从历史来看，投资者在紧张情绪下，就会对美元资产形成短期的支撑。”潘宏胜表示，这给人民币汇率短期表现造成压力。 其次，随着美联储等国家央行加息，当前处于包括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相对偏高的态势中，受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人民币汇率面临压力。具体而言，本外币汇率之间形成利差，也会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的配置。比如一些出口企业可能倾向于把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拿去做存款，选择利息高的配置而不是结汇；还有一些借外债的企业从融资成本最小化出发，可能倾向于用人民币融资替代美元融资，这也会增加美元的需求。 第三，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每年4、5、6月，人民币汇率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原因在于中国海外上市的公司多数在此期间美元分红，这段时间购汇偏多影响人民币汇率表现。 除了海外因素之外，李刘阳还表示，4月国内经济回升幅度不及市场预期也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在一季度增速超出市场预期之后，4月中国经济未能延续强劲复苏。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4%，增速较3月加快7.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5.6%，比3月加快1.7个百分点。在去年同期疫情冲击导致的低基数基础上，消费、工业增速继续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及市场预期。 此外，潘宏胜指出，包括年轻群体的失业率等问题存在，国内经济复苏需要进一步稳固，在期间投资者在情绪上会的波动，都为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压力。 不必对破“7”过度解读 市场明显对人民币破“7”表现出关注，两位受访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所谓的破“7”，不必当做某种信号过度解读。 李刘阳表示，我国自2015年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并不是第一次破“7”，破“7”之后也都在一段时间后收了回来。当前的汇率波动反映了短期市场供需关系，汇率在破7前后的变动是平滑，这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具备韧性，通过价格变化实现了短期的动态平衡。 李刘阳进一步解释，看待汇率需要关注长期的资金流向，通常会关注国际收支的平衡动向，这可以看做是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 我国的经常账户保持了长期顺差的局面。在当前海外通胀高于国内的形势下，国内商品的出口价格涨幅相对偏少，存在相对竞争力。今年前4个月，我国的出口形势好于预期，贸易顺差刷新历史记录，这是人民币汇率能够把持韧性的重要基础。 潘宏胜也指出，国家外汇管理局在5月12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经常账户顺差820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1299亿美元，为历年一季度次高值。 服务贸易则呈现出逆差，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470亿美元。其中，旅行逆差434亿美元，同比增长58%，主要是居民个人出境旅行增多；运输逆差190亿美元。潘宏胜认为，这些数据虽然是逆差，但是经济活动恢复活跃的表现。 再看资本账户，短期来看，资本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中国经济修复趋势的预期。当前市场对国内经济修复的分歧主要在节奏和速率上，在国内经济复苏的大方向确定的背景下，资本最终也将会回流。李刘阳直言，当前汇率水平回到去年11月、12月的水平，市场对人民币的定价已经过分悲观了。此外，从实际有效汇率等估值水平看，当前人民币汇率处于相对低估的水平。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会有一个向均值回归修正的过程。 潘宏胜表示，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降低，国内也没有进一步降息的信号。中美之间利差倒挂的因素也在弱化。从这一角度而言，两位专家均认为，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对于汇率的短期波动，没有必要过度的解读与担心。 汇率波动对资本市场影响有限 对于市场担心的人民币汇率下行，会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李刘阳认为，股债等资本市场的定价与汇率的定价机制并不完全重合，二者都是受国内经济修复情况的影响，但是汇率变化的影响因素更加多元，也更多受到海外因素影响。此外，二者的大部分时间走势也并不是重合的。 “中国仍然是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在李刘阳看来，与欧美主要经济体的衰退相比，国内经济依然保持复苏向上的态势。海外货币政策逐步趋于放松将会让中外利差有所收窄，这些因素最终将吸引跨境证券投资的资金回流。 潘宏胜也认为，影响A股因素，国内经济是主因。尽管短期汇率承压会造成情绪波动，但资本市场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不能简单地把汇率波动与国内资本市场进行直接的联系。比如，今年以来，A股在估值修复的过程中，有人工智能、通信等创新板块不断涌现，随着国内企业创新驱动能力增强，资本市场更关注的是企业自身内在价值的稳步提升。 人民币国际化是高质量开放的一部分 近期，中国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5月15日，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简称“互换通”）合作正式上线运行，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利率互换等衍生品交易。 5月19日，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持续优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显示，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北京、广东、深圳开展试点，优化升级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 优化整合现有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相关政策要求，惠及更多企业； 二是 增大企业跨境资金运营自由度，允许跨国公司根据宏观审慎原则自行决定外债和境外放款的归集比例； 三是 支持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四是 简化备案流程及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审核。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相关政策，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此，李刘阳指出，这是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一部分，对于跨境运营企业而言，境内外账户资金统筹资金管理，可以放在一个资金池里相互调拨使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财务运营成本，给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提升运营效能。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增加，人民币成为别国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可能会对我们资本市场进行回流和投资，比如通过互换通等为资金回流投资增加了机制保障。除了股票通、债券通以外，还可能通过衍生品的方式来投资，尤其是衍生品的开放，对于一些海外投资人而言，要管理股票账户成本可能较高，但是管理衍生品成本更低一些。 李刘阳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推进与金融工具的不断推出可以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海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中国就需要有相应的工具，反过来也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建设，国内金融市场回报高，海外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人民币或者采用人民币结算支付，这是一种慢慢积累的过程。 潘宏胜进一步指出，金融产品互通渠道与机制的打通，有助于满足境内外投资跨境使用人民币以及进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这都会极大夯实人民币汇率的基础。在市场的自发力量驱动之下，跨境人民币需求增加，政策也越来越便利，二者相辅相成。 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并不是与其他货币“非此即彼”的过程，国际货币运行体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多元化并存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把人民币使用占比作为衡量标准，归根到底，市场没有必要太为一些短期指标上的起伏波动去过度反应。

今日上午，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内首度“破7”，一度跌至7.013附近。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盘跌破6.99关口，逼近“7”关口。 从原因来看，此轮人民币汇率受到的贬值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复苏节奏遇到的短期波动，以及近期美元指数持续走强。市场人士同时指出，这大概率将是阶段性的贬值区间，贬值幅度不会回到去年7.30的高点，全年人民币汇率有望在平稳波动中保持升值。 受基本面及美指走高影响 人民币遇“急贬” 在经历一段平稳走势后，近期人民币汇率步入下行。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相继于上周二（5月9日）、周四（5月11日）、周五（5月12日）跌破6.92、6.93、6.95，周跌幅超0.5%。 昨日（5月16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下跌116点，收盘报6.9641，创3月10日以来新低。今日开盘后，在岸市场汇率跌破6.99关口，逼近“7”关口。 同时，离岸市场的汇率波动相对更大。今日上午9时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首次“破7”，盘中跌幅一度超150点。 此轮人民币汇率缘何走低？外汇策略专家、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洋对财联社记者表示，“原本市场对今年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反弹有较强预期，但在经历第一季度的高增长后，4月主要经济数据表现相对不及预期，尤其是工业制造业方面体现的增速对短期人民币汇率形成了一定贬值压力。” 基于经济基本面，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冉认为，通胀和金融数据显示内需动能尚有不足，消费、投资等经济数据表现也不及预期，显示国内经济尚处于弱复苏阶段，从而导致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力度有所减弱。 另在货币政策方面，王洋分析称，由于包括协定存款和通知存款在内的利率收到下调指导，市场对今年人民币降息存在一定预期，在美元加息尚未完全结束前，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可能存在短期下滑。 从外部因素来看，截至5月16日，美元指数走高至102.6049，创今年3月27日以来新高。受此影响，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数主要货币走低，其中，欧元兑美元自年内高点1.105一路走低至1.085一线、英镑兑美元也下跌至1.24左右。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预期减弱，导致美元指数阶段性震荡。”常冉表示，根据当前美国非农和GDP数据表现，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有所下降，因此美指并未因加息节奏放缓而持续下行。 在美元指数筑底小幅反弹的同时，兴业研究公司首席汇率分析师郭嘉沂对财联社记者分析指出，近期人民币汇率承压也受到中美利差倒挂程度有所加深的影响，做多人民币持仓成本增加，叠加季节性购汇压力也使得美元兑人民币短期内容易向上运行，比如港股季节性分红。 人民币贬回至去年低点的可能性很低 对于人民币汇率破“7”回“6”的过往历程，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上月表示，过去五年，人民币对美元三次“破7”，第一次是2019年8月，第二次是2020年2月，第三次是去年9月，前两次用了5个月回到7下方，去年用了3个月。 易纲强调，“这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具有韧性，有能力实现动态均衡。” 综合市场观点来看，虽然此次离岸人民币盘中再度破“7”，在岸人民币也同步逼近这一证整数关口，但并未改变中长期人民币币值的支撑力量。 总体来看，郭嘉沂表示，今年美元利率、汇率筑顶，资金外流压力减轻，境内美元流动性拐点已现，人民币呈现宽幅震荡。不过，仍需要警惕美联储降息预期修正给予的阶段性压力。 从更长期来看，郭嘉沂认为，随着美元流动性边际转松，以及国内利率筑底反弹，人民币将出现趋势升值。 “虽然存在破‘7’的可能性，但不会贬值到很大程度，也不会重新贬回到去年7.30的低点，这个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对财联社记者表示，从外部来看，美元指数反弹至去年接近115高点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硬着陆风险较高，这也无法支撑美元指数大幅反弹。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国内经济数据出现短期波动，内需复苏进度偏缓，但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外贸韧性足和人民币资产长期配置吸引力足，基本面有支撑，人民币有望在合理均衡水平附近双向波动。 “国内经济逐步好转和国际收支结售汇顺差仍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撑作用。”常冉表示，当前人民币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的汇差由月初的0.023收缩至0.022，表明海外交易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也较为平稳，尚未出现大幅贬值的预期引导。 对于汇市情绪，王洋指出，“7”这一整数关口对美元/人民币来说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心理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汇价不能回到其上则后市还会继续向下；反之，如果升破7.0，那么后期走势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至少短期而言，破位后会使美元/人民币进一步反弹。”他对财联社记者说道。 “（市场）须关注汇率年内低点6.9773和整数关口7.0附近的支撑。”在近期发布的研报中，中金外汇研究专家李刘阳指出，短期的汇率压力并不改变长期看好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因此，2季度的回调或为结汇方向的需求创造一个较好的价格条件。

高盛集团全球融资部门联席主管贝丝•哈马克（Beth Hammack）日前表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面临“真正的风险”，因为围绕美国债务上限的旷日持久的政治僵局，可能会削弱全球对美国资产的信心。 “随着谈判拖得更久，美元面临切实风险，”哈马克表示。“任何威胁到其全球储备货币，全球最安全、流动性最强资产地位的事情，对美国人民、美元和美国政府都是不利的。” 她解释称，美国国库券市场正在出现混乱，这“给纳税人带来了额外成本”。 财政部停止支付债务的极端情况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哈马克担任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主席已五年左右，并即将卸任。 除了哈马克，很多市场专家和评论员都对有关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政治争论感到担忧。他们担心，如果立法者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最终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损害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前拜登政府经济顾问、PGIM固定收益公司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达利普·辛格日前表示，白宫和国会的争论会产生“长期的创伤影响”，将美元“置于危险之中”。他表示，美国“即将做一些其他大国不会做的事情，那些大国不会违约，他们不谈论违约，他们不会考虑违约”。 美国财长耶伦此前也警告称，债务违约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她本周一表示，美国债务因上限问题出现违约可能导致金融混乱，并降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国国会议员仍在就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最近提出了一项议案，将债务上限提高1.5万亿美元，同时削减4.5万亿美元的支出。但拜登希望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周二，拜登与麦卡锡进行了几个月来的首次会面。然而，麦卡锡表示，在解决债务上限问题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本周五，拜登将与国会两院领袖再度举行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