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层面的一项关键变量正在持续恶化——普通美国人对自身未来的信心，正在加速下滑，并已跌至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根据盖洛普发布的数据，2025年仅有约59%的美国人在被问及“五年后自己的生活会有多好”时，给出了较高评分(8分及以上)。这是该机构近20年来持续追踪这一指标以来的最低年度读数。

这一变化并非短期情绪波动，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心理转折。历史数据显示，美国人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与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通常高度同步：当现实感受改善，未来信心往往随之增强。但过去十年的趋势却显示，两者开始明显分化。

盖洛普的长期统计表明，当前生活满意度确实在下降，但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下降得更快、幅度几乎是前者的两倍。换言之，美国人不仅对现实不满，更重要的是，正在逐步丧失“未来会更好”的信念。

这种变化在盖洛普定义的“蓬勃发展者”指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指标要求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评分不低于7分、对未来预期不低于8分。2025年，符合这一标准的美国人比例已降至不足48%，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正走在向上发展的轨道上。

传统上，美国人的未来预期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特征。执政党支持者往往在本党上台后变得更加乐观，而无法掌控白宫的一方则情绪转冷。这种变化通常幅度相近、方向相反，整体上对社会总情绪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在2025年，这一“对冲机制”明显失效。在拜登任期末期以及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的初期阶段，民主党人的未来乐观比例从65%大幅下降至57%。共和党人的情绪虽有所改善，但增幅明显不足，无法抵消民主党阵营的显著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共和党重新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共和党人对未来的信心水平，仍明显低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年的状态。这意味着，政治胜负本身已不足以重塑选民对中长期前景的判断。

尽管大多数共和党选民依然支持特朗普，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表现并未达到不少支持者此前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政治回归”未能转化为“信心回归”。

从族群结构来看，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悲观情绪上升尤为显著。2025年，该群体对未来的乐观比例从69%下降至63%，降幅明显高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

多项调查显示，这一变化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压力叠加的结果。一方面，生活成本上升和医疗负担问题对中低收入群体冲击更为直接；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推行的强硬移民执法政策，在西班牙裔社区中具有高度现实感。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对未来的信心本身就是一种关键资产。它影响家庭消费意愿、教育和职业投资决策，也塑造着企业对长期需求的判断。

当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五年后生活会更好，其结果往往不是立即衰退，而是潜在增长率的缓慢下移：消费趋于保守、风险偏好下降、社会流动性预期减弱。

分析人士指出，盖洛普数据所揭示的，并非一次情绪性下探，而更像是美国社会在经历长期不确定性、政治撕裂和经济结构转型后的心理后遗症。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逆转，其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年，甚至跨越多个政治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