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市场热议的央行进场购买国债实现基础货币投放的话题，如今出现新的进展。

今日，财政部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中观机制上，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的协调配合，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支持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上海某机构债券交易员对财联社表示，财政部的表态对今日债市有一定影响，4月23日早盘，国债交易有走强的迹象。

截至发稿，交易数据显示，中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下跌0.22%、0.18%。

对于财政部的表态，多位接受财联社采访的人士认为这是对央行增加购买国债规模一个比较明确而肯定的信号。

4月23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对财联社表示，财政部的表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央行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作为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功能，不存在法律障碍；二是央行进入市场大量购买国债以发挥所谓QE功能，并非是政策初衷和目标。

同日，国元证券固收首席杨为敩对财联社表示，国债属于财政部管辖，今天这一表态支持央行进场购买国债可以视为一个深层次的政策铺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货币政策补充，而是一个大的政策转向，可能意味着会执行相对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

连平表示，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目前已经有交易，只是没有特別注意发挥基础货币投放的功能，下一步央行可能会根据流动性情况和宏观政策的需要随时进行操作。

对于操作和影响，深圳某券商固收首席对财联社表示，现在对利率曲线的控制趋弱，此时公开市场引入购买国债工具是适当的时机。对金融市场影响中性，具体要看购买数量、方式和时机等。

打造新“新货币政策机制”，强化与财政协调

杨为敩对财联社表示，如果央行增加购买国债实现基础货币投放，在其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货币政策补充，而是一个大的政策转向，可能意味着会执行相对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

4月初，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央行增加购债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主要是中国经济行至关键路口，包括地方债务风险化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以及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增加企业投资信心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政策支持有着进一步的期待，包括从化解地方债压力来看，似乎也有“新货币政策机制”在内的诉求。

值得关注的是，4月23日财政部的文章再次强调，协同配合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的强大动力。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打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组合拳”。

温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仍有加力的空间，社融增速处于较低水平，自发性融资仍处于较弱的状态，考虑2023年集中发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对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剩余空间的使用较多，2024年进一步大幅发行的概率有限。

基于此，温彬预计2024年我国预计呈现宽货币与宽财政组合。一揽子化债需要在“宽货币+宽财政”的金融环境下进行，债务风险暴露往往在经济下行期，而土地财政具有顺周期特性，会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预计中央行会优先使用货币工具缓释，然后政府部门逐步推出置换、展期、降息等一揽子工具，为此2024年将延续宽货币与宽财政协调发力。

中国版“量化宽松”，央行购债时机已经成熟？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中国实施QE需要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同时还要解决一系列技术性问题。目前条件并不成熟，而且中国货币政策还处于正常空间，没有必要求助于QE。

由于中国具有新兴+转轨的经济特征，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并存，故人民银行重心放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管涛认为，央行的工具箱已经够用。

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人民银行创设了三项长期性工具、十四项阶段性工具，合计余额为75106亿元，较上年底增加10641亿元，贡献了同期央行总资产增加额的26.5%、基础货币净投放的37.9%。

不过，中信建投固收首席曾羽认为，不能简单的通过央行购买国债与否来划定是否为QE乃至MMT。我国央行目前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仍然适中，只要货币增速维持稳定，购买国债或再贷款都只是工具方式的问题。

民生银行温彬也认为，虽然央行买债的形式一样，但是和QE、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安排和逻辑不同，是调节长期流动性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同于西方式的量化宽松，未来央行需要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更多工作。

曾羽认为，近年来，央行没有采用直接买卖国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仍然是以银行贷款间接信用为主的国家。但是，目前社融结构中政府债的增速趋势性的超过了贷款。

换言之，目前央行增加购买国债时机已经成熟。

曾羽判断，购买国债的可能契机是1万亿新增特别国债发行，央行可能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一定量特别国债，但货币扩张增速可能并不会明显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