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组建国家数据局，一方面是提高国家对数据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用专业化的部门来推动数据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通过高权限部门的方式，打通数据链路，实现数据整合。将对大数据基础产业，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清洗、预标注等产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对数据应用层面的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将对大数据基础产业，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清洗、预标注等产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48.6ZB，占全球的27.8%；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年均1.5-1.8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财联社表示，当前数据要素流通依然存在诸多制度性难题无法解决，政府内部数据整合存在部门权限不够的问题，数据产业发展需要基础设施支持。组建国家数据局，一方面是提高国家对数据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用专业化的部门来推动数据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通过高权限部门的方式，打通数据链路，实现数据整合。
事实上，国家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年，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数据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热点。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大数据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大数据标准体系的完善成为发展重点。
财联社注意到，“大数据局”的概念最早在2014年就被提出过。财联社了解到，地方层面的大数据管理部门最早出现在2014年广州市委十届五次全会上，其成立目的为为统筹推进政府部门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应用，消除信息孤岛，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2017年，贵州省公共服务管理办公室更名为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该局主要职责包括推进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职责，为省政府正厅级直属事业单位，进一步整合了贵州各方资源，引导当地大数据产业发展，也吸引了众多企业的投资。
随后的几年里，国内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据财联社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山东、贵州等十几个省市设立了省级层面的大数据管理机构，相关地市一级的大数据管理部门也随之成立。
财联社注意到，目前每个地方的大数据管理部门名称也不尽相同，省级层面大数据管理部门既有正厅规格，也有副厅规格。例如，北京2018年11月成立北京市大数据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天津成立大数据管理中心，隶属于天津市委网信办。重庆市则是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贵州为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这些地方上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尽管归口和级别迥异，但都承担着加强大数据领域行政管理职能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职责。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杨畅对财联社表示，现阶段，数据已经成为除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外的又一项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重要。在部分省市，前期已经成立了大数据局，承担地方大数据建设、管理和服务等职责。从全国层面进一步组建数据局，设立专业职能部门，有利于进一步激励数据采集和开发利用，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健全规制政策，完善协同监管机制。
盘和林表示，组建国家数据局将对大数据基础产业，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清洗、预标注等产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对数据应用层面的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数据支撑的算力和算法领域也有助推，算力包括终端算力的智能芯片和云端算力的智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等。未来ICT设备产业将因此受益。
曾有专家学者提出组建“大数据局”“国家数字经济工作局”等建议
事实上，近年来也有多为官员学者呼吁组建数据局类似的相关部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曾在全国政协“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上表示，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对此，他建议，借鉴部分城市的经验，设立大数据局，统筹协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把大量长期沉睡的政务数据解放出来。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放活渠道，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解决数据利用和安全的两难问题。在数字治理与管理机制上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数字治理和管理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在2022年两会也曾提出关于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工作局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议。
他在接受财联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缺乏统筹设计，管理机制不健全。随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统筹谋划和管理推动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数字经济管理机制的系统性有待完善，管理的及时性有待加强，制度措施的科学性有待优化，管理机构和权限比较分散，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尚未建立。
对此，皮剑龙建议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工作局。促进和管理数字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国家数字经济工作局”，作为统筹数字经济发展的管理协调机构，不断推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