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前，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公布和落地，给市场带来的积极反应仍在持续。而在“十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新办的首场发布会，主题依然与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发改委介绍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重点释放了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的未来方向，以及如何有效落地，很多政策也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一揽子的增量政策，重点在哪儿？政策的实施将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如何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地？《新闻1+1》本期节目，主持人柴璐连线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解读政策内容。 如何看待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推出和推进速度？释放什么信号？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要明确回应市场的各种关切，因为从9月24日一揽子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出台之后，大家就高度关注下一轮政策。9月26日政治局又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大家都会高度关切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回应市场关切及时回应，形成良好的预期，这是一个必要的举措。体现了加快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加快政策出台的力度，说明国家在稳增长上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发布，清晰说明目前的政策举措相应的目标，以及如何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看待现在的目标和工具之间的匹配，从而进一步引导整个市场预期的良性循环。目前我们会看到市场依然有一些噪声，对于国家政策未来出台的速度、力度大家还在猜，8日的发布会毫无疑问，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说法给出了一个明确回复。 年内提前下达明年两个涉及1000亿元的投资计划和“两重”建设项目清单，会发挥什么作用？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提前进行一些投资项目的布局，能够有力增强整个投资的连续性，这里面就会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目前市场所担心的扩投资的可持续性，这个不用担心，今年不仅要用足存量和增量，同时还会提前进行布局，这个信号实际上是非常充分的。要对于整个市场主体进行一些引领，这个引领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地方政府，要提前进行一些项目储备，当然也集中对五大领域的投资进行了一些很好梳理，这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市场投资方向的引导会具有很大的作用。这里面也暗含了一个信号，就是投资项目的提前布局，相应的预算以及财政资金的匹配，也会进入一个加力提效的过程中。 扩大有效投资中如何提振民间投资？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大家高度关注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8日的发布会里，对于提振民营经济信心进行了专门着墨。 仅仅是国有投资的提振是无法弥补目前投资缺口的，因为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总量接近60%，所以民间投资的提振十分重要。要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政府投资为民营投资拓展投资空间和投资渠道，这就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要集中在一些公共领域，要与民营投资之间形成互补态势。在一些特殊的领域，要全面向民营企业进行开放，从而形成公私合营的新格局。在一些新的基建里面，新的自然垄断的行业里面，向民营资本进行开放，这样就会产生相应的引资效应，使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投资行为产生耦合效应。 促消费中强调要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在释放什么？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这些年里，大家通过不断总结、不断探索，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就是要促消费，在根本上是要促进收入，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改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使他的消费具有收入和资产的支撑。因此 这一轮促消费的举措，首先是稳地产稳房产，同时在一揽子政策里面，把对于特殊人群收入的提升纳入了进程之中。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惠民生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成了首要的政策举措。当然我们还会通过惠民生对一些特殊人群的服务消费进行一些补贴和支持，从而使消费与民生建设和社会建设相一致，从而具有坚实的社会支撑基础。 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为何首先强调“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针对这一两年由于各种因素的驱使，地方政府和一些行业部门在执法和监管中，出现了一些非规范的举措，出现了收“过头税”、乱罚款、乱进行检查的情况，因此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跨区执法、逐利执法的新乱象。这些新乱象成为目前扰乱市场信心和企业预期最大的一个障碍，这也对于目前很多改革的推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现在要稳企业、稳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消除目前非规范性的执法和监管，从而恢复整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企业信心和资本信心的提振提供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有效落地，未来需要做好什么？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 必须要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加力，必要的财政支出一定要给予全面支持 ，也就是说要给予货币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必要的财政支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相应的项目要及时落地，要有中长期的一些定位，要有改革的加力，从而使短期的扩内需的政策能够生根，能够真正地在基本面上得到改善，从而稳定目前良好的格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其中重要因素是地产下行周期对经济的拖累。目前，我国尚处于房地产下行周期，影响系统且深远，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为从容应对经济复苏中的波澜与风险，政策可考虑继续尽快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为稳经济、稳预期、稳就业，财政政策总量上可尽快进一步加力，结构上尽快从促进消费、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 房地产政策尽快进一步放松，在取消限购、利率调降、首付比例降低、资格认定等政策方面加快步伐，并加速推动三大工程。货币政策方面继续调降政策利率，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财政方面，广义财政的扩张需要寻求政策框架的突破和准财政政策的配合。 从地产的需求端观察，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地产金融增值属性降低、新楼盘交付困难等问题均是居民不愿加杠杆买房的核心痛点，而地产的短期颓势对财政的冲击预计在2024年仍将持续，广义财政收支的扩张难继需要寻求政策发力的突破和准财政政策的配合。从政治局会议对2024年财政工作的定调看：第一，2024年财政发力强度能有多大不仅要看预算赤字，还需要增加“实际赤字”，即包含跨年结转收入的总收入体量。第二， 2023年年中赤字调整标志着中央加杠杆时代的开启，但可以更关注赤字调整的灵活性。第三，2024年财政政策的基本任务依然还是“保民生、稳增长、防风险”。除了总量上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需要从促进消费、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 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到近期的通胀水平，目前实际利率已明显偏高，具有降息空间。 目前无论是用国债利率与CPI同比测算的实际利率，还是用央行每季度公布的平均贷款加权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同比测算的实际利率，都处于过去十五年以来较高水平。此外，市场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发力亦需要资金面宽松以配合。再次，中美利差收窄和外资流出放缓在长期看有持续性，货币政策的外部主要制约已经减弱。最后，做好“五篇大文章”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命之下，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有发力空间。总体看，货币政策还有较大降准和降息空间。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有较大发力空间。建议货币政策更加积极，并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 正文： 一、“地产-财政-基建”固定资产投资链条的有效运转需政策保驾护航 年初以来，三大工程加速推进，融资端强化支持民企，预计2024年地产相关政策仍将进一步放松。当前地产行业仍然面临供给与需求双弱的局面。 从供给端观察，2024年房地产企业主体的风险释放进程仍未结束，因地产企业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萎缩引致的后续问题也将深刻改变着地产行业。从土地市场看，2023年12月土地市场翘尾上行，但土地地块的冷热不均直接体现在成交价的两极分化，预计今年土地市场可能呈现出“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溢价较高、普通地块热度冷淡底价成交”的局面。从销售情况看，“以价换量”仍是常态，由于短期内楼市销售难以快速提振，销售现金流不足以补血，众多中大型房企的现金流健康状况堪忧，保交楼工作面临较大考验，利性的市场主体也依然选择用脚投票，不愿对资质较差的地产企业暴露太多风险敞口。2023年12月15日，人民银行要求因城施策精准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金融端扶持地产企业的政策效果仍需要在年中进一步观察。 从地产的需求端观察，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地产金融增值属性降低、新楼盘交付难产等问题均是居民不愿加杠杆买房的核心痛点。 疫情之后，居民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一定程度受损，难以支持杠杆撬动比例大、占用流动性资金较多的地产购置。随着认房不认贷、房贷利率下调等一系列购房政策放松，2023年年末居民端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被一定程度调动，但从二手房市场的量价观察，居民端仍存在观望情绪，后续仍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通过需求端改善带动供给端改善，逐渐形成良性循环。 地产的短期颓势对财政的冲击预计在2024年仍将持续，广义财政收支的扩张需要寻求政策发力的突破和准财政政策的配合。 2023年年末政治局会议对2024年财政工作的定调为“适度发力、提质增效”，因此财政预算内的政策力度在两会的预算目标中不会有过于激进的突破，预计“3%以上赤字率+3.8万亿以上专项债”的基本配置会加以延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有以下几点：2024年能获得多少跨年结转资金形成财力？2023年赤字率目标的灵活性会否在2024年延续？财政发力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第一，2024年财政发力强度能有多大不仅要看预算赤字，还需要看“实际赤字”，即包含跨年结转收入的总收入体量。 蓝佛安部长在2024年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及，“2024年安排一定规模的赤字，并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其他政府预算调入一部分资金，确保财政总的支出规模有所增加”。首先，2023年年末进行年中赤字调整之后，一万亿新增赤字资金中仍有千亿级别资金到2024年形成收入，在2023年拨付至项目的资金也会通过在建工程的形式流转到2024年发挥作用。其次，与2022年财政收入未达到预算目标不同的是，2023年财政收入预计能够圆满完成两会目标，因此2024年两会期间可以观察2023年实际结转至2024年使用的资金体量以及最终形成的实际赤字体量有多大，由此可以判断一般公共预算的发力强度。 第二， 2023年年中赤字调整标志着中央加杠杆时代的开启，但可以更关注赤字调整的灵活性。 从中长期角度观察，3%的赤字率约束打破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政策动态调整，自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财政开启扩张模式，“赤字率压制下的中央赤字+不断膨胀的政府性基金”成为债务膨胀的主要特征，但在地产投资不振的背景下，国有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六万亿可能都难以达成，政府性基金账本的自平衡越发困难。因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也提及要从长期债务化解和央地债务一盘棋的角度出发，中央主动承担一定的加杠杆责任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从工具灵活性的角度观察，当经济遭遇自然灾害等重大外生冲击情况下，政策调整的后续尺度预计也会放开，包括赤字在内的预算内与准财政政策工具使用可能成为相机抉择的手段。 第三，2024年财政政策的基本任务依然还是“保民生、稳增长、防风险”。 除了总量上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需要从促进消费、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预计今年财政减税降费的力度会继续维持，同时加大在教育、科技、养老等相关民生领域的投入。自从2019年以来，广义基建类支出（包括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占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重由30%逐步下滑至当前20%，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期间卫生健康和三保支出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基建投资扩展了包括专项债在内的多种资金渠道，对预算内资金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三大工程”是2024年政府投资的重要标杆性项目，在财政预算内资金、专项债、银行贷款、PSL和社会资本等一系列资金供给的拉动下，预计在今年一季度就可以看到实物工作量的初步形成，届时会对基建和地产投资增速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除此之外，特殊再融资债券预估仍会进一步发行，总额度预计不会低于2023年的13885亿，部分重债省份的区域规划和融资能力将被一定程度削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财政监管的核心指标。 总体而言，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为稳经济、稳预期、稳就业，建议财政政策总量上尽快进一步加力，结构上尽快从促进消费、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房地产政策尽快进一步放松，在取消限购、利率调降、首付比例降低、资格认定等政策方面加快步伐。 二、从实际利率看，货币政策还有继续宽松的空间 考虑到低迷的通胀水平，目前实际利率已明显偏高，具有降息空间。 目前无论是用国债利率与CPI同比测算的实际利率，还是用央行每季度公布的平均贷款加权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同比测算的实际利率，都处于过去十五年以来较高水平。从具体的数值看，目前我国的实际利率实际已经超过2014-2015年类似的经济周期，与此对应，2023年制造业PMI有八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下，暂未出现明确回升趋势。因此，总体上，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从总量上看都具有降息的空间。 此外，市场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发力亦需要资金面宽松以配合。 2023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债务发行和支出节奏方面持续发力，对冲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其中，四季度赤字率提高至3.8%并增发1万亿国债，而特殊再融资债也增发超过1.5万亿。在市场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对未来地产基建和经济增速的托底作用明显增强。近期金融工作会议和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更为注重熨平经济波动的“跨周期调节”，说明短期宽松操作的动机有所下降。我们认为未来配合财政发力的背景下，资金面价格亦需宽松。 再次，中美利差收窄和外资流出放缓在长期看有持续性，货币政策的外部主要制约已经减弱。 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而美国通胀和就业走势有所走弱，人民币汇率企稳，中美利差亦有所收窄。金融机构的境内外币存款数量、代客结售汇顺差都出现低位企稳迹象，而银行间市场的外汇交易流动性亦有所恢复。展望2024年，海外压力料较2023年有所好转，通过流动性渠道和外资渠道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料将减弱。但也需要注意2024年年中美国降息预期能否兑现，以及美国大选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会否对外资信心产生新的波动。 最后，做好“五篇大文章”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命之下，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有发力空间。 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就需要实施好存续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积极创新新的工具。此外，防范化解地产金融风险，特别是地产风险，都需要包括PSL等在内的结构性再贷款工具发力。因此，预计未来结构性再贷款工具将继续扩容，并针对包括城中村改造等在内的重点领域进行扶持。 总体看，货币政策还有较大降准和降息空间。 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也有必要，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有较大发力空间。建议货币政策更加积极，并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 风险提示： 消费复苏的持续性仍存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开始回暖，但仍未达到疫前常态化增速，未来是否能持续性的、修复改善，仍需密切跟踪。 地产行业能否继续改善仍存不确定性。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当前出现短暂回暖趋势，但多类指标仍是负增长，未来能否保持回暖态势，仍需观察。 欧美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超预期，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表现。 地缘政治冲突仍存不确定性，扰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风险偏好。

中金公司研报指出，2008年以来，我国有过六次规模相对大的政策“稳增长”时期，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几个阶段，海外环境、国内经济表现与政策面临约束有所不同，但历次逆周期调节的做法、效果、资本市场表现存在一些规律。 对当前资本市场而言，中金认为稳增长、资本市场改革等政策密集出台，直面市场关切，“政策底”已经显现，市场正处于政策发力期，市场阶段性底部可能在逐步确认中。 以下为其核心观点： 复盘中国的六轮“稳增长” 2008年以来，我国有过六次规模相对大的政策“稳增长”时期 ，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几次调节时，宏观经济表现与政策面临的约束有所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2011年末投资放缓及欧债危机使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2014年地产周期下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外部不确定性、2020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2022年局部地区疫情扩散等。政策“稳增长”的主要抓手各有侧重，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和全球宏观环境。总结过去几次“稳增长”的经验，我们发现历次逆周期调节中有如下规律： ► “对症下药”——稳增长手段须直面当期经济约束。 过去十五年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切换的重要时期，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这一时期趋势性上升，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前几轮“稳增长”行情当中，货币宽松、住房政策与基建发力等是政策的主要抓手，并更加注重消费等内需提振。此外，当政策面临不同的约束，包括物价压力、或房地产景气度偏弱之时，政策的力度及方向也有较强针对性，例如在2011年末开始的“稳增长”过程中，房地产相关政策力度相对较小。 ► 国内政策调整有时与全球主要国家同步，有时周期反向。 在应对一些全球性事件，如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国内政策节奏往往与全球主要国家同步；对于一些国内因素影响更大的阶段，如2014年地产周期下行压力凸显、2022年内需相对疲弱情况下，国内政策与海外可能出现反向。 ► 政策应对基本都能达到稳增长效果，但需要一定时间。 从经济遭遇挑战到政策确定“稳增长”基调大多数间隔1-6个月左右，从政策力度显著加大到经济触底大多间隔2-10个月左右。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全球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长期发展的路线图，“稳增长”政策除了重视效率，也更加兼顾创新、绿色、安全等因素，越来越兼顾短期与中期、周期与结构、定力与速度间的平衡。 资本市场在历次“稳增长”时期的反应特征。从资本市场在稳增长期间的表现来看，我们观察到以下几点偏共性特征：1）市场阶段性低点往往滞后于“政策底”，接近“增长底”。 几轮“稳增长”中，我们发现市场的阶段性低点多数比金融条件的宽松（如央行降息降准等信号）更滞后，与经济增长指标企稳时点较为相近或略微领先。 2）市场情绪导致的估值波动对资产价格影响更大，市场风险偏好恢复经常出现在政策力度加大之后，经济企稳之前。 短期盈利的边际变化影响相对较小。 3）政策重点支持及产业出现积极边际变化的领域一般有相对表现。 例如2008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带动家电、汽车等行业有相对表现；2018年，贸易摩擦下人工智能、物联网、5G板块等涉及关键技术及国产替代的领域表现突出。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换，传统基建、地产等在“稳增长”期间仍多有相对表现但持续性明显减弱，受益于产业与消费升级的领域长期更受关注。4）风格方面， 稳增长期间A股的成长价值轮动与大小风格轮动 大多表现为政策落地阶段价值相对跑赢，市场反弹后期成长板块有相对表现；政策实施前和退出后大盘股有相对表现，但政策落地期间小盘股一般相对表现较好。5）行业表现来看，政策宽货币信号落地后，休闲服务、电气设备、食品饮料等中期（6-12个月）相对跑赢。 7月底政治局会议后稳增长政策正密集出台，本轮“稳增长”有怎样特征？ 对当前资本市场而言，我们认为稳增长、资本市场改革等政策密集出台，直面市场关切，积极化解主要矛盾，“政策底”已经显现，市场正处于政策发力期，市场阶段性底部逐步确认中。货币政策方面，年内央行已经实施一次降准两次降息，8月社融信贷好于市场预期。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围绕减税降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展开。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房地产需求端支持政策陆续出台。资本市场改革也直面“投资者信心不足”情况，在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不断发力。在经历调整后，市场成交、估值等指标、以及各类主体行为表现均显示市场大概率处在底部区间，随着稳增长政策陆续实施、企业盈利底部逐渐显现，我们维持A股机会大于风险的观点。配置方面，考虑到当前政策环境保持积极且仍在发力过程中，我们认为地产产业链等政策重点支持领域可能仍为市场交易主线，受益于产业催化的部分科技成长细分领域也建议逐步布局。以政策引领为主线，兼顾科技成长细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