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一直以其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债务的严厉警告而闻名，而他最近发出了堪称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将美国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比作即将到来的“经济心脏病发作”，并敦促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期所体现的财政纪律。 随着美国国债接近37万亿美元，联邦赤字持续膨胀，加剧了两党对国家财政健康状况的焦虑。达里奥近两日已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布了多条帖子和文章，对美国不断积累的债务风险发出警告。 在一段采访视频中，达利欧以极为形象的比喻描述了美国目前面临的赤字螺旋。 “我们的支出比收入高出40%，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你现在看到的是债务利息支付……严重挤压了购买力，就像动脉中的斑块在挤压（血流）一样。” 这个类比突显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债务利息支付在美国政府支出中所占份额迅速膨胀，越来越多地挤占了用于其他优先事项的资金。 达利欧警告称，美国正接近一个临界点， 届时将不得不仅仅为了支付现有债务的利息而发行新债——这种循环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冲击，还会导致类似心脏骤停的系统性崩溃。达利欧主张必须回到过去——回到上世纪90年代。 达利欧认为，只要美国能够团结一致、坚定决心，仍存在出路。他以90年代为榜样，强调两党合作解决问题、财政约束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经济仍处于良好状态时，将支出和收入（税收返还）调整4%，利率将会下降，我们将会处于一个更好的境地。” 他补充说，我们知道这种平衡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在1991年至1998年间已经实现过。 达里奥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支出控制和针对性税收措施恢复经济平衡的例子。 达利欧建议，通过将联邦赤字削减至占GDP的3%——这一水平上一次维持是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可以稳定市场，控制利息支出并避免危机。在7月初接受采访时，达利欧就曾警告，如果债务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导致金融“创伤”的可能性超过50%。 如何看特朗普与鲍威尔之争？ 达利欧在周四于X平台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眼下特朗普与鲍威尔间的争端。 达利欧认为，两人之间的争论核心其实在于货币价值。 如同达利欧在过往所提到的——当债务和借贷过多时，传统的应对方式是压低实际利率并推动货币贬值，这虽对债权人不利但对债务人有利。而眼下，这正是特朗普力推的政策，鲍威尔则正试图抵制这一主张。 此类争论本属正常，只是这一次更为激烈。国家元首通常希望通过刺激措施提振金融市场、商品和服务领域的支出，以提升民众满意度，直至通胀压力过大，连他们也认同需收紧货币政策。而优秀的央行行长则致力于在宽松与紧缩之间寻求平衡，通过观察经济指标判断趋势走向，以“逆风而行”的方式调整政策。 因此， 央行领导人与那些希望让民众满意并争取连任的在任官员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会认识到并尊重这种权力分离，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权力分离会崩溃。 那么，目前的指标表明人们应采取何种行动呢？达利欧认为，需要关注市场指标、经济指标及其他影响因素。 就市场指标而言，这些指标明确表明目前货币环境是宽松的，经济并未陷入困境——因为当股市上涨时，货币价值下降，信用利差收窄，实际收益率走低，这反映了货币的“宽松”状态。更具体地说： 过去一年，美国股市上涨了14%，现在处于历史高点，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都偏贵。 过去一年，美元兑一篮子其他主要货币下跌5%，兑黄金下跌27%，兑比特币下跌45%。 信用利差交易于历史低位附近。例如，BAA级企业债目前仅比同期限美国国债高出约1个百分点。 实际利率相对温和且正常，10年期美债实际收益率略高于2%。 就经济指标而言，整体经济处于相对良好的平衡状态，但增速有所放缓。 失业率处于相对较低的4.1%，并呈缓慢上升趋势。 科技行业——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收入，正蓬勃发展，而市场情绪指标和房地产市场则较为疲软。 全球经济相对疲弱。 达利欧表示，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关于未来，债务和贸易问题、政治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因素都具有通胀倾向，同时，巨大的技术进步具有通缩倾向，并将倾向于扩大财富差距。 达利欧指出，捍卫货币纪律，如同捍卫财政纪律，并非受欢迎之举，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需要具备财务纪律。然而，找到平衡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人资产，而要成功，货币必须是良好的财富储藏手段（同时也是有效的交换媒介）。 货币价值能否得到维护？从历史教训和当前形势来看，达利欧认为货币价值不会在经典的弱货币/通胀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得到维护 ——甚至可能在问题严重时也不会得到维护——因为这带来的痛苦是剧烈的。以1970年至1982年的周期为例，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因此，虽然也许紧缩政策在遥远的未来某个时候会发生，但基本可以肯定短期内不会到来。 因而在达利欧看来，人们眼下应该继续押注于弱势货币——即美元贬值，以及实际利率保持低位并持续下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5日举行吹风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表示，财政赤字率是反映财政政策力度和财政风险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国际上有一个所谓3%赤字率警戒线的说法，当然也不是金科玉律，很多国家在一定时期远远超过3%，有的达到两位数。对中国而言，这些年从支持经济发展、防范财政风险、实现财政可持续这些角度考虑，我们的赤字率一直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有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的2020年、2021年超过了3%，前些年都是在3%以下。去年年初安排预算的时候，赤字率是按照3%安排的，四季度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这个国债是计入赤字的，所以赤字率算下来就提高到3.8%左右。今年的赤字率按3%安排，实际和去年年初预算水平是一样的。虽然和去年增发1万亿国债之后比较降了一些，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水平是适度的。这样安排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的客观实际、向外界释放积极的信号，也有利于控制政府负债率、增强财政可持续，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今年我们定了3%的赤字率。 黄守宏进一步表示，财政赤字率要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来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是需要多种政策工具有机组合、发挥整体规模效应。这里既包括赤字，也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债、税费优惠等其他政策工具。所以在解读这个事儿的时候，不要说赤字率比去年调整预算后降低了，就认为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是减弱的，应该把整个《报告》中讲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统筹起来衡量和考虑。即使这个赤字率同样是3%，但由于GDP这个分母大了，赤字规模今年达到4.06万亿元，比去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增加了1000亿元，达到3.9万亿元。再加上今年财政收入会保持恢复增长势头等，算下来财政支出的盘子还是不小的。今年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扩大到28.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所以，今年的财政政策总体来看是适度加力的，关键是要把这些钱花好、用好，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要保障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保障好基本民生财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