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来自国际的风险和挑战增多，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的方针，应客观认识新能源产业国际风险挑战的特点和外在表现，积极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作用，因势施策、合理应对，为我国新能源产业抢抓战略机遇期、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新能源产业面临的风险挑战
“卡脖子”核心技术封锁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在工程科技领域具备了相对技术优势，部分已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在高端新能源材料领域，我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光伏胶膜核心原材料之一的聚烯烃弹性体（POE）全部依赖进口；高性能硅碳负极、高端隔膜材料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氢燃料电池方面还存在着质子交换膜、膜电极、碳纸以及储氢材料等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新能源汽车行业芯片短缺仍然是制约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
资源端控制和原料垄断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在原料资源供给端，我国新能源产业家底薄弱、内供不足。镍、钴、铜、铝、锰、铬、锆、铍、铂族金属等资源储量全球占比不足5%，锂仅占7%。境外资源分布和生产又高度集中，上述资源储量和产量前3位的国家全球占比超60%。我国未来对锂等稀有矿物质的需求将继续飙升，风能、太阳能和电池技术将继续面临越来越多的供应链障碍。
国际市场排挤的脆弱性风险。在市场销售端，我国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车全产业链飞跃式发展，相关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快速提升。在光伏领域，目前全球75%~80%的光伏电池产能来自中国，到2025年，中国的光伏产业链将占据全球95%的产能。在风电制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业基地，风机产量占全球50%以上。我国新能源产业在海外市场的高占有率表面看是好事，但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又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地缘政治、经济制裁、贸易规制等因素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国内企业在境外的无序和低价竞争，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标准、规则等制约性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标准、产品检测、碳排放测算、认证等体系还不完善，没有形成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内行业标准未完全与国际标准接轨，而西方国家掌握着标准和认证的话语权，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性风险。
供应端结盟和“去市场化”趋势加剧。据国际能源署2021年发布的报告，预计2040年全球锂、钴、镍等需求将比2020年增加6倍，加之地缘战略思维兴起，未来围绕新能源矿产的全球布局和竞争将愈演愈烈。南美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锂三角”国家正推动建立一个“锂矿行业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意欲结盟主宰国际市场锂矿定价权。其他几个锂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在采取动作，墨西哥通过锂资源国有化法案、成立国有化公司；加拿大工业部要求3家中国锂矿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投资。此外，资源国在供应链实施“去市场化”手段，要求60%以上的在建矿山与中下游签署包销协议，并要求产品仅在特定地区消化，这些举措增加了新能源产业链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贸易保护政策干扰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美国直接推出产业政策，其公布的总金额为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名义上是用于保护气候变化，但实际上是拟对美国本土制造的锂电、光伏等新能源产品进行高比例现金补贴或税收优惠补贴，前提是汽车必须在美国和北美地区进行总装，而且所使用的电池及制造电池的原材料均应来自北美地区。同时美国与其“可信任友好国家”间构建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干扰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
碳关税、碳壁垒影响中国产品海外竞争。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碳中和计划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革命加速兴起，高标准生态环境保护和低碳排放要求将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还将面临国际绿色壁垒的影响。美国近年来持续对中国大陆锂电、光伏产品征收关税。欧盟也步其后尘，祭起碳关税大旗，该机制将于2023年10月起试运行，2026年全面实施，锁定的行业包括电力及钢铁、铝等高碳排放和高能源消耗的行业。未来这些进口产品要符合欧盟气候标准，加大中国企业新能源产品的出口难度。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对策略
提升新能源产业链战略定位，落实落地激励政策。目前，“十四五”时期即将过半，应重点抓好财税、人才、土地、金融等各项政策落实落地，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建议编制新能源产业发展安全指数，将新能源对外依存度、核心技术自给能力、市场定价权、企业竞争力等作为主要指标，强化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对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潜在风险。
推动全球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降低对外依存度。我国新能源企业要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构建国内资源配置和国际资源配置“双轮驱动”的格局。一方面要通过循环利用、技术创新等手段减少资源消耗，同时要选择可替代资源，如宁德时代通过钠离子电池替代锂离子电池已取得极大成功，提高了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后备潜力；另一方面还要深化国家间合作，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基础原材料的探矿和开采储备，加大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综合权衡新能源产业链在国内和海外建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可因势利导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产能，规避个别国家的贸易壁垒，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掌控力。
加强国企、民企产业链协同，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近年来中央企业推动实施的现代产业链链长行动计划，就是非常好的抓手。在共同开辟新能源产业海外市场方面，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高效协同，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优势互补，布局产能合作网络。同时，还应发挥国有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之间的横向协同。近期央企在新能源方面的专业化整合就是很好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新能源发展从规模扩张向专业化、集约化转变，对于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效率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民营企业之间可在原材料布局上通过上下游联动实现互补短板。
扩大新能源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综合能力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为积极应对外部的各种挑战，需要新能源领域加快实现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在制度层面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解决贸易争端、贸易制裁等问题。积极发挥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的整合力量，加快加强新能源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接轨国际标准、规则和普适方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高度融入国际能源一体化产业链供应链，推进建立国际合作新模式。
加快重大核心技术突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仍有待突破，在高比能量电池、高安全电池、长寿命电池方面仍需加大研发力度；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统等关键技术相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缼芯少魂”的芯片、自动控制系统短板更为致命。应依托能源领域优势企业布局设立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整合产学研用科技力量，联合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锻造新能源关键技术长板，大幅提升新能源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有效防范产业链关键环节风险。
（作者：中关村发展集团资深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董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