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其将分散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规章中的监管要求系统整合，并在行政法规层面首次确立境外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第十五条），标志着境外投资管理从"政策主导"迈向"法治引领"的新阶段。 一、 首部行政法规出台，统摄分散规章 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历经30余年演变，早期以外汇管理、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等规章为主，此后陆续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逐步形成以部门规章为主体、各部门分头监管的格局。但随着对外投资规模扩大、行业范围拓宽、地缘环境日趋复杂，原有制度的问题逐渐暴露：不同文件在核准权限、报告义务、负面清单等方面存在差异，事中与事后监管的衔接也不够顺畅，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在适用口径上也时有差异，一旦出现合规争议，企业常常面临“多个部门、多种解释”的困境。 此次施行的《规定》由国务院发布，属行政法规位阶，高于此前各部部门规章制度，在法律层级上实现统摄。其核心动作是把过去分散见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规则系统整合，形成一套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统一制度框架。更关键的是，《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把国家安全关切嵌入对外投资全流程，而非仅停留在外资准入端的负面清单。这一设计回应了近年全球范围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关键矿产被多国纳入国家安全审查范畴的现实情况。当各主要资源国相继以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自主为由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时，我国也需要以法治化、规范化、可预期的安全审查机制来应对，这样既能守住底线，也可以为合规企业提供一张可预期的“路线图”。 对矿业行业而言，行政法规取代部门规章制度的意义不止于“升格”。过去海外矿业并购常遇到一类隐性障碍。即项目已通过商务部门核准，但在外汇出境、后续增资、利润汇回环节因规则分散而受阻，或因东道国突然援引我国某一项部门规章制度的变化反过来质疑中方合规性。《规定》施行后，在上位法统摄下，部门规章制度须与之衔接，企业在核准、购汇、报告、再投资等环节的合规路径会更清晰。特别是安全审查制度的法定化，意味着哪些矿种、哪些区域、哪些持股比例需要申报，这些将以更稳定的规则为准绳，从而避免了个案口头解释导致的摇摆不定。 二、矿业高风险特征，催生法治需求 矿业是对外投资中最能够检验制度韧性的领域之一。一座大型矿山从勘探、可研、建设到投产往往跨5至10年，投资回收期常在15年以上，而东道国政权更迭、税制修改、特许权使用费重谈、环保标准加码、社区抗议等变量，几乎每隔几年就会轮动出现。加之大宗商品本身价格周期波动剧烈，例如铜价在两年内上下大幅起落，钴价受新能源需求拉动曾出现数倍波动，我国矿业企业如若在没有稳定国内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单兵应对，抗风险能力就会被双重挤压。 海外超大型矿产项目普遍牵涉跨国财团、东道国政府、配套基建、国际融资多方博弈，任何一端的规则不确定都可能拖慢整体节奏。这类项目对制度的需求，不仅是“允许出去”，更是“出去之后有人管、有规则可依、有危机应对路径”。百亿级以上的跨境矿企并购，标的又经常位于政策波动较大的司法辖区，交割完成后还需持续增资、扩产、环保整改，每一步都考验中外规则的对接。而中资企业布局海外铜、钴等我国短缺矿产资源的重仓区域，则触及当前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关键矿产赛道，部分资源国近年来频繁调整矿业法、上调权益金、重新签署采矿合同，我国矿业企业如果仅靠商业条款自我保护，转圜空间相当有限。 这几类情形的共同点是：单笔金额大、所在地法治环境复杂、所涉矿种关系我国下游产业安全。过去我国投资企业应对这类风险，更多靠双边投资协定、离岸架构、保险工具与集团内部法务等方式，但如果国内层面的规章制度供给停留在部门层面，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政策突变时，难以援引一个稳定、高位阶的国内法依据去沟通磋商。新规把对外投资的整体管理抬到行政法规层级，并嵌入安全审查，实质是给“走出去”的矿业企业增添了一层国内法底气。当境外项目遇到东道国政策变动或合规质询时，企业就可以援引这份国务院行政法规所确立的国内法逻辑，作为多双边磋商与合规沟通的支撑依据。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是“返程”与“再投资”环节的合规摩擦。海外矿山投产后常有扩产、技改、周边探矿、上下游参股等再投资决策，资金路径多为当地利润留存叠加本国增资。过去这类操作在部门规章体系下，常因“境外再投资是否重新核准”、“利润留用的用途报备”等问题产生解释成本。新规整合后，这类中继环节的规制逻辑应当会更为连贯顺畅，对矿业这种需要滚动投资的行业尤为重要。 三、聚焦铜、钴关键矿产，提供可预期锚点 把视角落到具体矿种，铜与钴是近两年新规讨论中最常涉及到的两个矿种。铜对应电力、新能源、电网升级的长期需求，钴对应动力电池与储能，中长期仍关乎高镍体系与部分特种应用场景。这两种矿产的稳定供应均关系到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与安全。我国境外铜、钴资产布局主要集中在中南部非洲（含刚果（金）、赞比亚等中部-南部非洲交界的铜钴成矿带国家）、南美、东南亚，其中中南部非洲的铜钴矿带是全球供应占比最高的供应源，也是政策变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年，该区域主要资源国通过调整矿业法典、引入国有干股、追溯征税、限制原矿出口等方式反复调整利益分配比例，中资企业虽多有合同保护，但仍需不断重新谈判。此时国内制度能否提供稳定支撑，直接影响投资企业重新谈判的筹码与再投资能力，进而传导至海外项目的中长期现金流。 新规的价值在这里体现为三层。第一层是合规前置。安全审查制度法定化后，企业在立项阶段就能对照规则判断某笔投资是否触及敏感情形、是否需要申报、申报材料怎么准备，不必等到签约前夕才被动补课。第二层是持续监管的可预期。行政法规之下的事中事后监管，会比部门规章更强调程序正义与文书留痕，企业报送经营情况、重大事项、突发风险的路径会标准化，减少“同一件事不同部门说法不一”的情况发生。第三层是危机应对的国内法锚点。当东道国突发政策不利变动，企业除依赖双边投资协定提请国际仲裁外，也可结合本国行政法规确立的对外投资保护逻辑，通过多双边对话渠道磋商。这并不意味着新规能够直接扭转东道国立法，而是让我国投资企业手里多一套可援引的规则工具。 新规作为行政法规，也为后续配套留下空间。可以预期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会依据《规定》修订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更新敏感行业目录、核准权限划分、报告表格样式；外汇管理部门也会相应调整资金出境与利润汇回的操作规程；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则可能把"是否符合新规安全审查"作为承保评估的一项参考。 对矿业企业来说，真正的影响要到这一轮配套措施具体落地后才会完全显现，未来要做的几件事也相对明确。一是逐条比对《规定》文本与此前部门规章的差异，把核准阈值、敏感国别、敏感矿种的边界厘清；二是梳理在手境外矿业项目的合规档案，看哪些项目处在需补报安全审查的过渡区间；三是把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与新规的衔接点做成内部手册，尤其针对中南部非洲、南美、西非等政策高频率变动地区；四是关注后续部委细则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矿业通常被列入敏感行业目录，细则口径的内容将直接影响下一波并购的交易结构设计。 总之，矿业是我国对外投资重点领域，但项目普遍金额大、周期长、地缘敏感、东道国政策波动频繁，以往仅靠部门规章制度与窗口指导已难以匹配当前境外矿业投资的现实需求，新规以行政法规位阶统一制度预期，为我国矿业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国内法制度保障。

2026年6月，阿根廷矿业部长卢塞罗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关键矿产活动上表示，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新的法律框架落地，阿根廷正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关键矿产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这一表态的底气来自该国一套系统性的制度重建工程，这个曾被信任赤字所困扰的国家首次在跨周期维度上向国际资本许下了可核验的规则承诺。 一、阿根廷从来不缺资源，缺少的是制度可信度 谈论起阿根廷关键矿产话题，不少人认为资源富饶天然就等于投资热土。事实上，阿根廷恰恰曾为这一推论提供了反面案例，其矿产资源禀赋从来不是短板，短板在于其制度可信度。 从构造背景看，阿根廷西北部胡胡伊、萨尔塔、卡塔马卡三省境内的高原盐湖体系构成了全球最具开发价值的锂卤水成矿区之一，与玻利维亚和智利共同构成的“锂三角”承载着全球过半的锂资源。与此同时，沿阿根廷—智利边境安第斯成矿带自萨尔塔省北端向南延伸至内乌肯省，绵延逾千公里，蕴含着巴霍德拉阿伦布雷拉、帕琼、阿瓜里卡、洛斯阿苏莱斯等世界级斑岩铜矿系统；据阿根廷矿业部 2025 年数据，该国铜资源量约1.16亿吨、探明与概算储量约1700 万吨，为南美第二大铜资源国。 但值得关注的是，过去20年间，阿根廷恰恰演绎了如何让国际资本面对如此世界级资源持续保持沉默的窘境。具体表现是三重障碍。其一，财政纪律长期松弛，政府靠印钞弥补赤字，恶性通胀与本币持续贬值互为表里，令一切以本国货币比索计价的项目成本基准失去“准星”。其二，外汇管制政策将跨国矿企的利润汇出限制在层层行政审批的瓶颈之中，而出口收入强制结汇制度又迫使这些矿企按官方低价换回比索，比索贬值造成的汇差损失实质上全部由外资企业承担，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等于被双向挤压。其三，阿根廷宪法将自然资源归属权划归各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管辖权之争由此常态化，矿权的安全预期始终飘忽不定；拉里奥哈等产锂省份的省政府曾公开抗拒中央政府层面的矿业开放措施，甚至宣称：未经省政府同意，连一块石头都拿不走。这令外国投资者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阿根廷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也在不断侵蚀和消耗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卢塞罗发言中最值得回味的话并非“我们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组合”，而是紧接着的自我剖析：“投资需要对机构、法规、政治领导力的信任，确信今天启动的项目在10年、20年乃至30年后仍具有可行性。相信阿根廷现在正以一种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方式提供这种信心。”这番表态隐含的深意是：阿根廷政府终于意识到，要把静态的地质常数转化为动态的投资级资产，必须偿还过往数十年来透支的制度信用，而不能继续指望国际资本为资源恩赐买单。 这也解释了米莱政府为何将矿业战略的“第一枪”打在财政与宏观地基层面而非矿业部的审批清单上。只有先为国家账本“止血”、重新建立货币发行纪律、重新打开汇兑通道，后续的一切税收优惠与保障条款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二、长达30年期限的立法锁定将重塑阿根廷矿业投资预期 米莱政府推出的具体制度工具，是2024年经阿根廷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综合改革法案所设立的面向战略行业的超大型投资激励制度，这项制度以正规立法为载体，为符合条件的矿业及关联领域项目提供长达30年的税收、关税与外汇稳定性保障。 30年期限的政策设计绝非凭空想象。大型铜矿从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估、基建到投产往往需要近10年，完整生命周期则横跨数十载；即便是开发周期较短的盐湖提锂项目，也需经历数年抽水试验与产线爬坡方能兑现现金流。跨国矿企投资决策矩阵中最敏感的变量是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是否存在不确定因素。以往阿根廷政府政策给投资者的教训是：行政命令反复无常。新框架的突破在于，将优惠待遇升格为议会立法所确立的权利结构，使单方面逆转的法律与政治成本被结构性抬高。 在这一制度之下，符合条件的矿业项目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率的大幅下调，资本货物与关键零配件进口免除关税，出口环节税赋设置明确的减免时间表，利润汇出与外汇结算则按照既定比例逐年放开直至实现全额自主。更重要的是，新制度明确写入了“政策稳定期”条款。即在承诺期限内，税收、关税与外汇监管框架不因一般性法律修订而追溯适用于已入选项目。配合2024年末出台的细则执行文件与2025年以总统令形式推行的配套改革，企业申请程序被大幅压缩：原先动辄需填报涵盖上千项冗余数据的申报表被独立专业报告制度代替，财政稳定性证书的核发流程从拖延逾一年压缩至数周时间，审批节点被归入统一窗口，这些举措能够提高可预期性。 与此同时，阿根廷联邦政府投入大量政治资本与各省逐一协调。结果是多数资源大省，比如胡胡伊、萨尔塔、卡塔马卡、门多萨、圣胡安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就“矿业作为经济引擎”形成联合阵线，甚至出现了不同党派执政的省政府与联邦政府组团赴海外联合招商的新现象。尽管仍有少数省份出于地方政治考量对新框架持保留态度，但总体格局已发生结构性变化，阿根廷首次在矿业治理上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正向合力，而非过往的僵持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制度根基的经济学前提是米莱政府推行的财政“休克疗法”式重建，表现为内阁规模大幅精简（联邦政府内阁成员从18人最终裁至8人）、公共部门在其上任第一年累计裁撤约3.4万人、能源与交通补贴取消、大型公共工程招标冻结。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贫困率从米莱总统上任前的四成上下跳升至52.9%的阶段性峰值，零至十四岁儿童贫困率达66.1%，同期一季度失业率为 7.7%、二季度为 7.6%，社会层面承受沉重压力。但从矿业投资的专属逻辑看，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财政“止血”举措使阿根廷重新获得货币信誉，使长达30年期限的政策承诺不至于沦为画饼。其成效已经显现，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从三位数大幅减少，国家风险指标显著回落，国家财政账目出现多年未见的盈余数字，这些宏观数据对投资期限漫长的国际投资者而言，远比任何招商宣传更具有说服力。 三、资本兑现印证，地缘链条锚固承诺 卢塞罗披露的信息显示，已有相当数量的采矿项目依据新框架获批，涉及的投资体量已达上百亿美元的量级，另有同等规模的管线项目处于审查推进之中；阿根廷目前既有处于生产状态的盐湖提锂产线，也有一批处于高级开发阶段的铜矿项目在推进前期工程与融资闭合。这些不是招商口径的初始阶段，而是已开始进入设备订货、土建开工与管线铺设的真实资本支出。 从企业维度看，必和必拓、力拓、嘉能可等全球矿业重量级参与者均在阿根廷盐湖或铜矿资产组合上维持着实质性的推进节奏。力拓旗下的林孔盐湖项目已成为首批纳入激励制度清单的锂矿案例之一；若干世界级斑岩铜矿系统的持有方也在以分阶段融资方式推进前期建设与许可闭合。2026年6月，伦丁矿业与必和必拓各持 50%的维库尼亚铜矿项目获批成为该激励制度的第二单，总投资区间为50至150亿美元，表明铜矿管线正在加速闭合。审批节奏的变化本身释放的信号比条文更为直观，具体表现为部分项目的加入申请从提交到获批仅需月余，这种执行效率的跃迁本身就是制度转向的最有力凭证。 2026年2月，阿根廷与美国在华盛顿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确保关键矿产开采与加工供应框架文书》，为这套制度承诺加上了第二道锚。该文书并非商事合同，而是政府间框架性质的背书：阿根廷承诺在铜、锂等关键矿产贸易中优先选择美国作为伙伴，美方则通过进出口银行及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阿方战略性矿业项目提供融资通道，两国在供应链安全与“资本—技术”引入上的诉求形成明确耦合。当合作关系以官方框架形式固化后，阿根廷矿业开放规则的单方面可逆成本被进一步抬高。未来如若阿根廷单方逆转，不仅意味着失信，更意味着撕裂一条具有外交分量的协作通道，并连带失去框架配套的融资与优先采购安排。 当然，阿根廷发展矿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仍然存在。比如高海拔盐湖区到出口港口的漫长物流半径、偏远山口的电力接入缺口、淡水资源在干旱高原的微妙平衡，这些不是矿业政策所能解决的，这些因素仍会拉高运营成本与建设周期。地方政府层面的资源民族主义也未真正消除，一旦宏观经济承受压力、分配矛盾激化，各省之间的收益争夺仍可能以环保或社区群体权利的方式重新激活。更深层的不确定性在于：长达30年的立法承诺终要经受阿根廷政府更迭的压力测试。未来阿根廷新政府即便法理上受到约束，仍可以环境合规、劳工标准、社区协商等合法工具为借口滋生新的不确定因素，而矿山却是无法搬迁的资产。正因为如此，国际矿业企业的决策者并不会轻易打消在阿根廷投资的政策风险，而是会持续追踪未来阿根廷政府换届后的履约韧性。 综合来看，卢塞罗上述表态的真正分量，并不在于重申阿根廷坐拥锂、铜资源的地理事实，而在于宣告该国正试图用立法化的长期契约将本国宝贵的矿产资源重新获得国际长期资本的青睐，并被其纳入可定价的优质投资级资产序列。阿根廷能否从此重振矿业，时间将给出答案。

今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围绕矿产资源打出一套“组合拳”（发布一份文件、成立一只基金、批准两项基建），三者看似分属安全、金融和基建等不同层面。但底层战略意图高度聚焦，加拿大政府不再把关键矿产当作普通的出口大宗商品来管理，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与加强国防安全、推动经济转型、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北极主权绑定的战略性资产。 一、《国防工业战略》把关键矿产供应链纳入入国家安全范畴 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式发布该国首份《国防工业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这份文件的核心命题是要把国防采购、工业能力与供应链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军工领域的关键投入尽可能留在境内，让"谁能供货、以什么条件供货、断供了怎么办"变成国家层面的可计算风险，而不再听任市场波动或单一外部依赖来支配。 《战略》围绕若干支柱展开，其中与矿业最直接相关的，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即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加拿大政府明确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加工、储备和采购纳入战备体系，并提出通过专项韧性计划保障弹药等关键原材料的国内生产能力，同时在采购序列中给予本国金属矿产更优先的位置，并强化物资储备机制。 这套框架同时给出了取舍规则。《战略》提出"建设—合作—购买"的优先级次序，即优先支持本土企业形成自主产能；做不到的领域再与可信盟友的联合研发与生产；最后才是直接进口，且仍要附加让收益与能力回流境内的条件。落实到矿产上，意味着不是所有矿产项目都被一视同仁。那些能够稳定供给国防所需品种、能在境内完成加工环节、能与国家战略储备体系对接的项目，会被系统性地抬高优先级；而那些只能原矿出口、链条外溢、供应去向不可控的项目，其"经济性"再好看，也不再自动等于"可获批的社会许可与政策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本身就出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列多种国防关键原材料的相当一部分品种，《战略》将关键矿产从商业投入品抬升为国家安全资产之后，矿业项目评审必将融入更多“非经济”因素：除地质品位、回收率、现金流之外，还要回答"这个矿业项目对国防工业基础的贡献是什么、断供情景下能否顶上、加工环节是否留在境内、能否纳入盟国协调的供应网络"等诸多问题。这一变化一旦被制度化，就会反向塑造勘探靶区选择、项目开发顺序与资本开支节奏。这不是短期行情扰动，而是中长期制度定价。 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以资本化方式重构矿企融资秩序 如果说《战略》解决了"为什么关键矿产等于安全"以及"政府要什么"问题，那么今年4月亮相的“加拿大强国基金”（加拿大历史上首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则回答了更硬核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以什么规则投、投完怎么持续。 卡尼总理宣布，联邦政府将以初始出资250亿加元设立该基金，用于与私营部门共同投资符合加拿大重大国家利益的项目；投资覆盖面明确包含能源、关键矿产、农业、基础设施与技术领域，基金运作收益将再投入以扩大资产池。媒体与分析人士普遍将其解读为加拿大在经济层面谋求更强韧性与更大自主性的工具箱新工具，尤其意在推动多元化和抗外部冲击能力。 对矿业而言，这笔基金的制度含义比金额本身更值得关注。过去加拿大政府对矿业的公共支持更多体现为拨款、税收抵免、低息贷款或出口信贷类工具，逻辑近似"帮助减负"；而主权基金的逻辑是"做长期资本方"：它以股权或类股权的方式进入项目或企业，要求可核查的资本配置纪律、可追踪的现金回报路径，以及能与机构资本语言对接的公司治理。加拿大政府层面也明确该基金将与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出口发展机构、增长基金、原住民贷款担保机构等既有融资工具形成协同，从而把一张原本碎片化的融资拼图向"统一口径"上收拢。 由此带来的行业洗牌压力不容低估。能被选中进入基金视野的关键矿产项目，至少要过三关：一是战略叙事可验证。项目产的到底是什么品种、流向哪些下游、能否写入国家安全供应链地图；二是工程与许可确定性。环评、社区与原住民协商、基础设施配套是否足够成熟以至于风险可控；三是资本路径清晰。从勘探到投产的股权融资阶梯、从建设期到运营期的债务承接方案、以及退出与分红机制是否符合长期机构资金的风险收益框架。那些长期靠增发摊薄维持、始终停留在"明年就建"的项目在这种新机制里会更快被淘汰。 从更深层次看，基金把收益再投资的机制设计等于把关键矿产从一个"周期性商品部门"逐步改写成"跨周期国家资产池"。好的项目带来回报，回报再滚动孵化更多项目，使支持关键矿产不再是财政年度里的慷慨之举，而成为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可持续的“赚钱机器”。 三、北极基础设施投资意在打通高纬度地区资源外运通道 今年5月，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宣布政府将拿出逾5500万加元支持两个北极基础设施项目，目标直指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与北极主权。 其中最关键的内容是：通过"首尾一英里基金"，有条件批准向西部努纳武特地区的格雷斯贝公路与港口项目提供最高5000万加元，用于规划及前期建设。该项目计划在格雷斯贝建一座深水北极港口，并修建一条长约230公里的全天候公路，把内陆矿区的资源连通到可出海的节点，首要服务对象是锌与铜矿开发。项目已被纳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旗下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并写进经济更新的整体方案框架内。 这一步的意义需要放在"资源主权"的完整链条里来解读。加拿大从不缺资源，缺少的往往是把资源变成可控供给的物流确定性。北极地区矿区季节性强、无铺装路网、港口缺失，导致许多高潜力矿床长期被锁在"最后一公里成本墙"后。不是没有矿业项目，而是运输困难或运费高昂以至随时可能被价格波动打穿边际。加拿大政府此次以国库资金直接覆盖前期工程风险，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即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不仅依赖许可证和价格，也和运输系统是否完善密切相关；谁控制了高纬度通道，谁就掌握了这类资源的调度节奏。 从更深层次看，北极地区的基建从来不是纯经济账。它同时承担主权宣示功能。加拿大政府通过真金白银投资于该地区交通设施建设，意味着把国家治理的物理存在契入北极地带，使资源开发从"公司行为"升级为"国家通道行为"。当港口和公路一旦成形，矿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连接就不再随随便便可被第三方掐断或溢价绑架，这也是国防工业战略里"供应链安全"一词在现实世界里最为真正的落实，即道路和港口等交通设施本身就是安全资产。 总体来看，本届加拿大政府通过上述组合政策，系统性地将关键矿产从“经济商品”重塑为与国家主权和安全深度绑定的“战略资产”。这套以国家力量主导供应链、以长期资本重构产业逻辑的治理模式，标志着资源国关键矿产政策进入了以“韧性”和“控制力”为核心目标的新阶段。这一动向清晰地揭示，全球关键矿产的竞争已超越传统的市场与价格维度，正日益成为国家间战略能力与制度框架的博弈。

今年5月末，埃及石油与矿产资源部正式宣布，埃及矿产资源与采矿工业管理局和西班牙地球物理方案提供商Xcalibur Smart Mapping签署初步协议，启动埃及全国矿产资源综合航空物探项目。这是自1984年以来，埃及首次对全境矿产潜力进行系统性空中勘测，覆盖全国六大核心区域，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高精度的采矿数据库"，彻底更新全国矿产资源基础数据，进而为未来矿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埃及政府此举意在填补长期的地质数据空白 埃及上一次开展全国性航空地球物理勘测要追溯到1984年。彼时使用的仪器精度、航测密度与数据处理能力与今天的磁法、伽马能谱、重力与电磁法联合反演系统完全不在同一量级。此后的42年里，埃及的矿产地质信息基本停留在碎片化、局部性的手工拼图上：东部沙漠某些金矿远景区有零星勘测，西奈半岛因安全顾虑长期封闭，西部沙漠则几乎是"地质盲区"。这种国家级基础数据的结构性缺失正是国际矿业资本始终对埃及的矿业投资保持谨慎态度的最根本理由。 本次项目的执行主体组合颇有代表性：总部位于马德里的Xcalibur Smart Mapping是全球多源地理数据采集领域的头部企业，运营着全球规模最大的机载地球物理机队与传感系统，在全球六大洲完成过超过1400个资源调查项目；埃及一方则由该国核材料局提供技术与专业支撑，本土全流程航空方案企业Drone Tech参与协作执行。勘测范围覆盖埃及境内六个地理区带：东部沙漠南部与北部、西奈半岛、西部沙漠北部与南部，以及新河谷省的拜哈里耶绿洲—阿布塔尔图尔地区，这六个地理区带基本囊括了埃及主要成矿省域：东部沙漠沿红海褶冲带的金铜矿化系统、西部沙漠基底出露带与覆盖区深部、西奈的基性—超基性岩背景，以及拜哈里耶—阿布塔尔图尔轴线上的巨型磷酸盐（黑色页岩/磷块岩）富集系。 从技术路径看，这次勘测的价值不只是"找到矿"，更是为全境重建统一的测量基准与空间参考框架——即给整张地质"地图"重新定标。航空物探生成的高分辨率磁异常图、放射性核素分布图和重力模型将直接服务于以下三部分：第一，快速圈定成矿远景区。将勘探注意力从普查工区"全域待判的100%"中，筛出经过地球物理异常分级后的高优先级靶带，使真正值得部署机械岩心钻探的面积缩小到工区总量的个位数百分比量级（业内人士常以"约5%"作量级概括），令开发目标更为明确；第二，对已部分知情的矿化带（如东部沙漠的阿拉伯—努比亚地盾金铜矿化系统）进行连续性追踪，判断走向与规模；第三，为磷酸盐、铁矿等已开发矿种之外的关键矿产，包括稀土元素、镍、铬等提供首次系统性摸底，这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具有超出商业回报的地缘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航空勘测输出的是地球物理异常，不是矿体本身，它给出的是"这里值得花钱去地表验证"的概率排序。但恰恰是这一步，埃及缺失了40余年。 二、埃及政府过往长达六年的矿业制度再造 如果只看到此次签约仪式，很容易把这次勘测误读为一次孤立的技术采购。但把它放回到埃及的政策时间轴来审视，它其实是2019年以来埃及矿业系统性重构的自然延伸，而且是一场罕见的"立法—机构—财政"三位一体再造。 第一步，拆掉制度壁垒。埃及原有的矿物资源制度长期以来饱受诟病，它把更像是把油气合同的权利金+利润共享逻辑套用在采矿业上，并要求投资者实质上通过与埃及政府成立合资企业这样的安排来获取矿权，导致项目经济性极难达标。 2019年通过的《矿产资源法》修正案（2019年第145号法，修正了2014年第198号《矿产资源法》），2020年1月配套出台的《矿产资源法》执行条例（总理令第108/2020号）将改革落到操作层面：其一，取消"必须与政府成立合资公司"的前置要求；其二，将国家权利金最高限定在20%，逐步替代旧的利润分成框架；其三是在执行层面引入按矿种/产量裁量的补贴机制（幅度约为5%—20%）；其四是矿业项目若位于2017年72号《投资法》第11条的优先投资区域（如黄金三角等A类区），可从应税净利润中核减最高50%的投资成本（属投资法地区激励，并非矿业法直接免税）。 第二步，以制度改革撬动机构转型。2020年新条例（总理令108/2020）落地后，埃及以东部沙漠为切入口重启国际勘查区块招标，2020年11月首轮结果将82个区块授予11家公司，含Barrick Gold、B2Gold、Red Sea Resources、Lotus Gold、AKH Gold及Centamin等国际矿企，这是自旧法时代停滞多年后，国际大中型矿企首次成批进入埃及勘探序列。此后招标持续滚动推进，2022年初又公布一批结果，向Lotus Gold、AKH Gold、Marine Logistics Gold Mining及Ankh Resources等矿企合计核发8个六年期勘查许可证（覆盖东部沙漠不同靶区）。 与此同时，机构层面的改革也在推进。埃及矿产资源管理局偏行政审批的传统模式被埃及政府要求按经济运营逻辑运转，即加速处理、精简手续、增强技术自主。2025年埃及进一步通过立法将该机构改组为矿产资源与采矿工业管理局，明确向具有独立预算与经济实体属性的新架构过渡，以增强其作为保留矿政监管权的独立经济实体型矿业主管机构的执行力。 但业内人士指出，埃及仍保留区块招标制而非矿业国更常见的"申请—登记—先到先得"自由准入制，这与国际惯例不符。Nordana Pty Ltd.负责人、Sukari金矿创始人萨米·埃尔·拉吉曾经对路透社直言，其他成功矿业管辖区不这么做，它们都有清晰透明的矿业法界定资格、义务和权利，遵循先到先得原则。 第三步，搭建数字基建。2024年7月，埃及石油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达维在第三届埃及矿业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埃及的矿业投资数字门户（亦称“埃及矿业门户”）进入试运营/软上线阶段，定位是向投资者集中提供矿区与投资机会信息、数据查询以及相关许可流程的电子化入口；他当时表示，该平台将在2024年底前实现全面运行。但此后进展有限，2025年12月埃及官方的口径已经调整，即改组后的矿产资源与采矿工业管理局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正式推出/上线这一矿业投资数字门户，使投资者可在线上查看可用区块与流程进度、并推进申请与合同手续的线上化。 正因为如此，本次时隔40余年的全国航空矿产勘测的角色很明确：矿业投资数字门户能否令人信服，并不取决于网页表面做得有多么漂亮，而取决于后台是否能够交付一套经得起专业人士独立核验与签字背书的航测数据库。埃及石油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达维在5月的勘测协议签约现场也再次明确：该项目将建设“现代、高精度的矿业数据库”，帮助投资者更快识别具有商业可行性开发的矿床，从而降低勘探风险、降低投资者前期盲目投入。 这套长达六年的连续动作表明埃及政府终于转变了观念，认识到地下有矿不等于国库有钱，从资源潜力到资源开发之间还有多项基础工作需要完成，但是可以看出，埃及政府正在推进这些对发展矿业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从资源潜力国到开发国的实现路径 埃及对自身的矿业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埃及"2030愿景"将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门列为五大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官方设定的目标是将采矿业对GDP贡献率从目前的约0.5%提升至5—6%。 从这个角度看，本次矿产潜力勘测的经济学含义包含三点： 第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缩短资本犹豫期。国际矿业资本面对一片全然陌生的矿产开发区域是不会轻易投资的，最大的障碍是其中隐含的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一套覆盖全境的标准化航空地球物理数据集，等于由国家先行替投资者承担了最大的一笔前期沉没成本，然后以透明数据库的形式展示给所有潜在投资者。这直接降低了入场门槛，也缩短了从"有兴趣"到"签合同"的决策链条。 第二能够把埃及东部沙漠的故事讲大、把西部沙漠的故事讲出来。埃及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金矿是Sukari金矿，东部沙漠的其他金矿化带虽已被外界知晓多年，但连续性数据和外围靶区潜力始终缺乏系统性证据。西部沙漠与部分西奈区域则连"已知"的层级都没有完全达到。此次勘测如果可以提供明确的结果，埃及政府就能以数据驱动的方式组织下一轮区块招标与谈判。 第三可进一步对接全球关键矿产叙事，换取溢价关注度。埃及的地质位置决定了它不可能只讲"金矿故事"——阿拉伯—努比亚地盾的基性—超基性岩体组合、西部沙漠的古沉积铁系、西奈的铬镍成矿背景等都意味着潜在的战略性/关键矿产组合。在当前欧美推动供应链"去风险"、非洲成为替代性供应源的宏观格局下，一套国际标准的全境矿产数据库，本身就是埃及向多边开发银行、国际矿业基金与战略投资者呈上的"见面礼"。 当然，必须关注的是，此次勘测是“催化剂”，不是“解药”。埃及矿业发展真正的瓶颈从来不只是"不知道哪里有矿"，还有许可审批的执行效率、社区与安全治理（尤其是在西奈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区的物流成本、以及外汇汇兑的可预期性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此次勘测就自动消失。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基础数据，后面的所有问题更加无从谈起。 总之，长期以来，埃及在全球矿业版图上籍籍无名。它坐拥在远古法老时代便已开采的金矿带，拥有非洲最大的磷酸盐储量之一，东部沙漠与西奈半岛的地质构造暗示着远未被揭示的铜、稀土与其他矿产资源潜力，但过去半个世纪里，埃及真正投入生产的非油气矿山屈指可数。此次启动的全国航空矿产勘测，表面上是一次技术采购，实质上却是一次国家资源治理逻辑的跃迁。

据外媒报道，韩国与阿根廷于当地时间7月3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正式签署《韩阿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outh Korea-Argentina Critical Minerals Cooperation），旨在加强包括锂在内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 该协议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Kim Jeong-kwan与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长Pablo Quirno Magrane共同签署，系两国政府在资源领域达成的首份官方合作文件。 阿根廷拥有全球第三大锂储量，同时也是铜等矿产资源多元化潜力较高的国家。目前，以浦项制铁（POSCO）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在当地积极开展锂的生产与加工项目，但复杂的许可程序及政策变动成为扩大投资的主要障碍。此次备忘录的签署为政府层面的支持机制奠定基础，有望推动现有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加速新投资的落地。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就关键矿产相关政策与投资制度定期交换信息，并推动涵盖勘探、开采及加工全链条的锂供应链联合项目，合作范围不仅限于两国境内，也包括第三方国家。为保障高效沟通，双方将设立司局级“热线”机制，并大幅拓展两国地质调查机构间的技术合作。 此外，韩国政府计划将合作范围从矿产延伸至整体能源领域。Kim Jeong-kwan在与阿根廷经济部长Luis Andres Caputo的会谈中，探讨了稳定引进阿根廷原油的措施，并就利用阿根廷未来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潜力开展中长期供需合作进行讨论。 两国还同意在新兴产业领域探索协同机会，例如结合韩国在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优势，以及阿根廷的制度环境，共同推进“资源贸易与制造的人工智能转型”（AI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M.AX）等新合作方向。双方亦同意继续就恢复《韩国—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展开磋商，该谈判已暂停五年。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名官员表示：“我们已向阿根廷政府提出，希望其建立快速且可预期的许可程序。”该官员补充称：“我们将以司局级沟通渠道为中心，持续开展后续磋商，为企业在当地稳定经营提供紧密支持。”

2026年5月26日，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新德里签署《关键矿产及稀土开采与加工供应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国战略矿产合作从对话层步入制度化执行阶段。具体条款虽未公开，但在全球供需格局与供应链安全化大背景下，《框架协议》签署时点与前置铺垫已经清晰表明：这是供应链阵营化进程中一次资源与资本的结构性配对而非普通矿业合作。 一、印度资源潜力与加工断层的双重面孔 对于印度来说，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从来不是建立在当前产能之上，而是建立在地质潜力与规模体量之上。印度政府目前已正式厘定一份包括30种关键矿产的目录，涵盖了对国防系统、半导体制造、电动汽车电池与清洁能源技术不可或缺的一整套关键矿产谱系。据印度政府公布的地质调查与资源评估数据，印度拥有超过1300万吨独居石砂矿资源（资源量），这是一种作为磷酸盐矿物的重载矿物，伴生有重量级战略金属元素，这构成了印度在战略矿物原料层面的底层资产之一。此外，印度还拥有较大规模的钒钛铁矿带、丰富的石墨结晶矿床、以及分布在中央邦与拉贾斯坦邦一带的铜矿化带，其铬、锰等亚铁合金系矿产的地质基础同样不容忽视。 然而，印度在从"拥有资源"到"成为关键矿产强国"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能力断层。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在本年度发布的评估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数据：印度目前实现商业化开采的关键矿产仅有4种——铜、石墨、磷和钛。换言之，印度坐拥数十种被本国政府定义为"关键"的矿产资源，却未能将其转化为有规模的供给能力。这种"高潜力、低产出"的结构性落差，根源不在地质条件，而是在于三个可明确定位的瓶颈：勘探投入严重不足、采矿审批链条冗长、加工冶炼基础设施与技术水平滞后。 以石墨为例。印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天然结晶石墨原生矿床的国家之一，但高纯度球形石墨，即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的核心中间品的本土加工产能几乎为零，大量原矿以低价出口后在境外完成深加工再进口。铜亦是类似逻辑：印度是国内铜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但本土精炼铜产能因环境许可争议和政策摇摆而长期停滞，不得不依赖进口精炼铜及铜半成品。这种"资源在地下、加工在境外、终端靠进口"的价值链倒置，正是美国看中印度却又对其持保留态度的核心原因，即印度的资源潜力是真实的，但将其变现需要远超印度当前财政与产业能力的外力助推。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框架协议》的真正价值命题浮现出来：美国并非指望印度立刻变成下一个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这样的资源国，而是希望通过资本注入、技术标准输出与供应链绑定，使印度的资源潜力逐步转化为"可信赖网络"内部的开采与初加工产能，从而在空间上构建一个绕过传统全球加工中心的新兴替代节点。《框架协议》明确提及"采矿、加工、回收及相关投资"三位一体的合作取向，本质上就是在回应上述三个瓶颈，用美国主导的融资渠道去撬动印度的采矿审批松绑，用技术合作去补齐印度的加工短板，用供应链预购承诺去对冲私营资本的进入风险。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方面也并非单方面接受外部方案。今年早些时候，印度政府宣布计划推出专项激励机制以提升关键矿产加工能力，并开始对部分关键矿产的勘探权拍卖进行制度化提速。印度对自身的定位很明确：它愿意成为供应安全架构中的资源支柱与加工基地，但前提是合作框架不能以牺牲其资源主权为代价。这种微妙的利益张力，即美国要的是"可信赖的多元化来源"，印度要的则是"资源收益最大化与产业自主"，将是《框架协议》从纸面走向落地的第一个试金石。 二、《框架协议》补齐美国供应安全联盟的最后一环 如果把美国自2022年以来围绕关键矿产的外交布局做一条时间线，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协调平台"走向"约束性联盟"的演化轨迹。2022年中期，美国牵头组建了包括14个国家参与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其运作方式以项目对接、信息分享与高环境社会标准对齐为主，属于一种软性多边协调机制。然而在近两年的实践中，这种模式暴露出一个根本缺陷：缺乏强制力的协调平台无法对抗市场规律，那就是全球矿业资本依然追逐成本洼地，而成本洼地往往不在盟国境内。 因此，进入2026年，美国的策略出现了质的转变，从"大家一起谈项目"变为"建立排他性优惠贸易与供应安全集团"。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华盛顿主持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来自54个国家及欧盟的代表参会，会上正式启动资源地缘战略对话论坛，这是一个比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层级更高、约束力更强的执行性架构，核心逻辑是通过"资源国供矿、技术国加工、资金国投资"的三位一体分工，在成员间协调采购、避免内部竞价、并建立某种形式的保护性价格底线机制，以确保加工项目不因外部低成本供给而被挤出市场。 在此架构之下，美国采取了"先锁定盟友、再扩大外围"的双轨策略。在“四边机制”框架下，美国已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成员国完成了关键矿产双边协议的法律锁定。日本作为全球精炼技术与电子废弃物回收技术的领先者，美国与其的双边协议侧重于高端加工链条的技术共享、战略储备联动以及对美投资的定向倾斜；澳大利亚作为锂、钴伴生矿及多种战略矿产的重要产出国，美国与其的协议侧重于开采项目融资保障与原矿定向流向安排。这两份双边协议构建了"上游产出—中游加工—终端市场"三角中的两条边。而此次《框架协议》的签署，补上了第三条边，即美国和一个拥有巨量未开发资源储量、庞大劳动力基数和内需不断膨胀的"潜在开采—初加工枢纽"建立了关系。 “四边机制”框架下同步推进的四方关键矿产倡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拼图逻辑。2025年7月四国外长在华盛顿宣布启动该倡议，并于今年5月在新德里外长会议期间发布了细化框架，明确提出通过现有及新增举措调动总额达200亿美元的政府与私营部门联合支持，覆盖采矿、加工及回收全链条，并在监管协调、环境社会标准对齐、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建设等方面设定了合作议程。《框架协议》正是嵌入在这一更大的多边框架之内运作的，“四边机制”提供了多边背书与规模效应，双边协议则夯实了法律确定性与具体项目的执行抓手。 从美国国内政治与财政逻辑来看，这一整套架构还有另一层驱动力。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6年2月发布的年度矿产商品报告显示，美国有16种矿产百分之百依赖进口，54种矿产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0%。在国防与尖端产业所用的数10种关键材料中，本土供给能力的缺失已形成明确的国家安全压力。特朗普政府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列为工业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事项后，手段上不再仅靠税收抵免或研发拨款这类"软激励"，而是转向"政府信函+战略储备+联盟采购承诺"的硬杠杆组合。这套打法的本质很清晰，美国用国家资产负债表作信用锚，把全球矿业资本重新定向到自己划定的"可信赖网络"之内。 三、资本、政策与通道是《框架协议》落实的三重门槛 签署协议是一回事，而能否把矿产资源开采出来、又能让加工厂运转起来、最后还能做到将金属送到终端工厂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站在矿业运营的实际操作视角，此协议面临的落地挑战可以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硬约束。 第一是资本兑现的时间周期与风险定价问题。关键矿产项目，无论是新建一座浮选厂、铺设一座矿山的配套基础设施，还是建设一座加工车间，从可行性研究到投产的周期普遍在5到10年之间。这意味着美印框架若要产生可感知的供给增量，需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完成一批项目的融资闭合与工程启动，否则所谓的"供应安全"在政府时间表上将始终停留在承诺阶段。而对于私营资本而言，印度的营商环境风险，包括土地征收纠纷、环评许可的不确定性、地方税费的波动性等因素依然是真实存在的非技术性风险。《框架协议》中提及的"融资合作"如果要真正起效，仅靠美国政府的信函承诺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具体的政策担保工具、汇率对冲安排以及印度国内相应的法规"绿色通道"落地。 第二是印度自身产业政策的一致性与执行力。印度宣布的"30种关键矿产"目录是战略意图的表达，但要将其转化为系统性产能，需要对矿业法、勘探权拍卖规则、加工产业外资准入、以及资源出口限制政策做出一揽子配套调整。印度过去在多个矿业细分领域的政策记录呈现出明显的"钟摆特征"，即时而开放拍卖、时而收紧出口、时而推动国有专营，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国际矿业资本最为忌讳的因素。《框架协议》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鲁比奥和苏杰生在新德里握了几次手，而是取决于印度财政部、矿业部与环保部门之间能否在审批链条上形成稳定的单行道。 第三是资源国的空间通道问题。即便《框架协议》在印度境内推动了加工能力建设，印度自身的矿产组合并不能覆盖所有关键矿产品类。锂、钴、镍等电池核心金属的印度本土禀赋相对有限，仍需从外部输入大量原矿或中间品。这就使得"可信赖网络"的完整性受制于第三方资源国的配合程度。路透社在今年5月的报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印度同时也在推进与俄罗斯的关键矿产合作接触，这一动向本身就说明了印度对"单一来源依赖"的理解也包括自身的对外依赖。可以看出，印度在大国之间维持多元选项的战略政策，与美国对"排他性联盟"的要求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极为关键的维度，即回收与二次供给。“四边机制”中专门辟出章节论述从电子废弃物中回收关键矿产的合作方向，这不是点缀性的环保叙事，而是实打实的供给侧逻辑。对于一个加工产能尚在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从报废电池、电路板与工业催化剂中提取钴、锂、铜、铂族金属，是比开新矿更快见效的增量来源。《框架协议》若能将回收网络建设与正规的电子废弃物管理体系挂钩，可在短期内部分缓解原生矿供给不足的压力，同时为印度创造一条"城市矿山"的附加价值链。 综合来看，《框架协议》本质是全球供应链安全化浪潮中资源禀赋与金融技术权力的结构化配对。但纸面框架与运转矿山之间隔着许可、资本、基建与时间的四重门槛。该协议能否蜕变为可计量的产能，未来两年的首批项目融资闭合速度、印度法规松绑幅度与两国联合投资兑现率将给出答案。

2026年5月，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菲律宾两国镍业协会正式签署《镍产业战略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由印尼经济统筹部长与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长共同见证。文件提出构建"印尼—菲律宾镍走廊"构想，将印尼的下游冶炼集群与菲律宾上游矿石资源做结构性对接。这标志着两大产镍国正以制度化协作取代各自为战的出口逻辑，把分散资源组装为区域性供应枢纽。 一、从平行出口到垂直整合的供应枢纽 印尼与菲律宾长期以来在全球镍产业版图中扮演的角色既重叠又错位。两国都是世界级镍矿出产国，其中印尼凭借庞大的储量基础和近年来强力推进的下游化政策，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层级最深的镍冶炼与加工产业群。菲律宾则始终保有可观的镍矿蕴藏量和活跃的开采能力，但其产业轨迹更多停留在原矿及初级产品出口层面，国内深加工能力的培育相对滞后。 这种格局导致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理论上最不缺镍的印尼反而需要从邻国进口镍矿，而拥有大量未开发资源的菲律宾却难以将资源转化为本土工业增值。过去几年间，印尼冶炼企业从菲律宾采购镍矿石已经不是偶发行为，而是逐步演化为一种常态化补给机制。问题在于，这种补给长期停留在散点式的商业买卖层面，即矿山与冶炼厂之间缺乏稳定的协议框架、价格波动、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随时可能中断供应，双方都无法就长期投资做出可靠预期。 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本质上是将上述散点式的交易关系升级为一种带有准制度色彩的协作架构。文件所覆盖的三项核心内容，即贸易信息互通、下游加工技术联合研发、以及人才联合培养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可预期的合作规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并未将合作局限于矿石买卖本身，而是将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纳入同一张契约网络之中。这意味着两国正在尝试搭建的不只是一个买卖通道，而是一个全方位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更为深层的变化在于身份定位的重塑。印尼方面明确表示，菲律宾将不再仅仅作为原矿出口国存在，而要融入更高附加值的区域供应链；反过来，印尼则为自身的电池材料和不锈钢产业锁定了一条更具弹性的原料通道。这种表述背后隐含着一个清晰的叙事框架：东南亚这两大镍资源国的合作不是为了做大出口数量，而是为了共同爬升全球价值链的层级。当两国把各自的比较优势，即印尼的冶炼产能和下游产业集群与菲律宾的矿石资源储备嵌入同一个协作链条时，它们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排他性不那么强、但主导权高度集中的区域"镍走廊"，其辐射范围不仅覆盖传统不锈钢领域，更直接面向能源转型所催生的新兴需求。 从区域政治经济角度看，这一步也高度契合东盟层面近年在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议题上的共识性取向。矿产下游化早已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选择，而是演变为一种资源主权话语：谁控制了加工环节，谁就在定价权、技术标准、就业留存和环境规制主导权上占据高地。印尼过去数年以出口禁令等手段强行推进下游化的经验为这套逻辑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脚；而菲律宾如今以协作而非对抗的方式接入这一体系，等于选择了另一条路径来实现类似的产业升级诉求。 二、镍矿石硅镁配比互补令菲方矿石成为体系刚需 如果只把此次合作理解为政治意愿驱动的"抱团"，就会低估其背后的工程技术逻辑。事实上，印尼冶炼企业之所以持续从菲律宾进口镍矿石，并不单纯因为国内矿石不够用。尽管开采配额管理机制的变化确实使得印尼国内供应趋于紧张，但是更关键的理由在于两国镍矿石化学组成的互补性。 镍冶炼并非只要"有矿就行"的粗放过程。不同品级的镍矿石在进入“回转窑—电炉”或高压酸浸等主流工艺路线之前，需要满足特定的化学成分区间这一要求，其中硅与镁的相对比例是一项极为敏感的参数。硅含量过高会导致炉渣黏度上升、能耗攀升；镁含量过高则会引起冶炼炉炉况波动甚至影响耐火材料寿命。理想状态下，冶炼厂需要的是一种经过配比调度的混合矿料，使硅镁比值落在工艺窗口要求之内。印尼本土出产的镍矿石虽然量大，但在品位分布和某些化学组成特征上存在天然的不均匀性，单独使用往往难以始终维持最优的入炉参数。菲律宾不同矿区出产的镍矿石则恰好在硅镁组合特征上呈现出差异化的剖面，能够与印尼矿形成有效的混配效果，从而帮助冶炼体系稳定在高效运行的区间。 这就解释了为何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在阐述此次合作意义时，专门强调菲律宾可提供具备标准硅镁配比的原料货源，这是对冶炼生产现场真实约束的直白承认。换言之，菲律宾矿石对印尼体系的价值不止于"多了一部分数量"，更在于它充当了调节入炉品质的"化学杠杆"。一旦这种杠杆作用被制度化，即通过信息共享机制预测供需节奏、通过技术合作优化混配方案、通过人才培养固化操作标准，这就从一个外部采购变量升级为确保印尼冶炼产能能够正常运转的内置条件。 从这个角度审视，此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联合研发镍下游加工技术以及加工工业副产品综合利用”的条款便有了新的分量。下游加工技术的合作不只是共同开发新流程，更包括对现有冶炼体系中矿石适应性、能耗优化、尾渣资源化等环节的系统化改良。菲律宾的参与意味着其矿业从业者将更深地介入印尼主导的工艺标准体系之中，即了解对方的冶炼炉需要什么品质的矿石，按照对方的标准组织开采和初选，进而逐步形成围绕印尼冶炼参数组织生产的供给习惯。这种供需之间的“标准耦合”一旦固化，就会形成极高的转换成本，使双方的产业纽带远远强于一般的贸易合同。 此外还需注意一个常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维度，即环境合规与可持续经营。镍矿开采与冶炼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面临土地复垦、废水管理、碳排放和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压力。两国协会层面的合作明确写入了“可持续镍产业生态体系”这一表述，其现实含义是双方将在行业自律、最佳实践分享、以及面向国际买方市场的合规叙事上协调立场。对于依赖欧洲和部分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供应链认证体系而言，能够展示区域协同的负责任开采与加工故事本身就是一种产业软实力的表现。 三、两国协会搭桥意在将规则主导权收归资源国 此次签约的主体是印尼镍矿商协会与菲律宾镍业协会，而非两国中央政府之间签署条约。这一看似"低层级"的安排，恰恰体现了极强的政治智慧与操作理性。 首先，两国协会层面的协议拥有更高的运行弹性和更快的迭代速度。政府间条约需要经过立法审查、公开程序和漫长的批准链条，且容易受到外交摩擦或内阁更迭的干扰；而行业协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则可以在既有法律框架下迅速启动信息交换机制、工作小组和技术委员会，以项目制方式推进试点合作。对于镍这样一个价格波动周期剧烈、技术路线快速更替的领域而言，速度本身就是战略资产。 其次，"协会对协会"的模式为后续的商业落地预留了充足的接口。谅解备忘录所搭建的是顶层共识与合作边界，真正的执行仍会下沉到会员企业之间的商业合同，涉及矿石混配的长期供货框架、联合技改的合资安排、培训项目的资金分担机制等多个环节。这种"共识在上、交易在下"的双层结构，使得合作既不缺乏方向感，也不会被过度僵化的条款束缚，能够随市场变化自行调整节奏。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安排的地缘产业含义。长期以来，全球镍产业的定价逻辑、采购标准和认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端和需求端主导，资源国更多扮演价格接受者的角色。印尼近年以强硬手段逆转了这一格局，通过限制原矿出口迫使资本在本土建设冶炼产能，从而把一部分价值留存于国内。此次拉拢菲律宾共建"镍走廊"，则是在单边强硬之后的多边建制。它不是要把所有矿石锁在国内，而是要围绕印尼业已形成的加工枢纽，建立一个由资源国自己设定节奏、自己定义标准、自己分配增值环节的供应圈。 当两国协会在信息互通的框架下开始系统性地共享产销数据、库存动态和项目规划线索时，它们实质上是在搭建一个区域性的市场透明机制。这样的机制一旦成熟，对外展现的效果就是：全球买方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有组织的供给--矿石不再是四处可淘的散货，而是沿着一条被规划过的走廊流动，经过混配、初选、冶炼、深加工逐级增值，每一步都有可追溯的协作记录和合规叙事。对于其他试图进入东南亚镍资源板块的外部资本而言，准入条件将不再只是拿到矿权或签下一纸离岸合同，而是要证明自身能嵌入这套既有的生态系统，接受其技术偏好、人才标准乃至可持续性话语。 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这套"走廊逻辑"还有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外溢效应：它会推动两国在镍相关的技术规范上逐步趋同。信息共享会催生统一的统计口径，技术联合研发会沉淀出共同的工艺偏好，人才培养会让工程师和管理者共享一套操作文化。当标准趋同之后，区域内产业链的迁移成本就会大幅下降。矿石、半成品、中间体和成品都可以在 “镍走廊”内部更为顺畅地流转。此时，"印尼—菲律宾镍走廊"就不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一台真实运转的产业机器，其产出同时“喂哺”不锈钢长流程和电池材料短流程两套体系，只是这条路径的兑现程度，取决于未来一至两年内两国企业级合同是否跟进、配矿供应链是否形成稳定账期与标准，以及菲律宾国内政治是否允许其矿石资源以"配套印尼体系"的方式持续外流，而不转向本土加工保护主义。 总之，这份备忘录表面上表达的是信息互通、技研协作与人才联合培养等语境，本质上却是两大资源国对产业组织权的重新设定。即以印尼冶炼中枢为锚、菲律宾矿石补给为杠杆，把平行出口改写为垂直整合。"协会对协会"的制度和路径设定的真正目的在于令规则制定权悄然向资源国回归。

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6年6月铝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20,320,870.14吨，环比下降11.76%，同比上升12.63%。 中国6月从几内亚进口铝矿砂及其精矿15,837,233.55吨，环比下降19.23%，同比上升19.44%。 中国6月从澳大利亚进口铝矿砂及其精矿3,668,446.23吨，环比上升21.23%，同比上升21.58%。 出口方面，中国2026年6月铝矿砂及其精矿出口量为610.01吨，环比上升245.31%，同比上升73.30%。 中国6月向印度出口铝矿砂及其精矿605.00吨，环比上升4033233.33%。 中国6月向日本出口铝矿砂及其精矿5.00吨，同比下降28.57%。 以下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数据整理的出口分项数据一览表： 目的地 2026年6月(吨) 环比 同比 印度 605.00 4033233.33% - 日本 5.00 - -28.57% 总计 610.01 245.31% 73.30%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今年5月，美国与欧盟正式签署《关于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及《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行动计划》。这标志跨大西洋联盟资源战略迈入实际操作阶段。面对供应链脆弱性，美国和欧盟拟通过一系列手段直接干预市场。此举不仅是保障西方工业安全的防御之盾，更是改写全球矿业投资逻辑与贸易规则的攻势战略。 一、美欧设定价格下限意在破解周期失灵 矿业作为典型的周期性产业，在价格低迷期往往面临高成本产能出清、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为应对这一市场规律，美欧协议引入了一系列极具干预色彩的贸易政策工具，试图为本土及盟友的矿业项目构建“护城河”。 协议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参考价格的协调贸易政策与机制”。具体而言，美欧首次明确提出设立“边境调节价格下限”与“价格差额补贴”两大工具。这相当于为关键矿产设定了隐性的“官方托底价”：当市场价格跌破美欧商定的参考线时，前者通过关税等手段拉平进口成本，后者直接填补国内生产商的亏损缺口。 与此同时，协议大力推行“承购协议”的政府间合作。通过政府或其支持的实体直接锁定未来产量，美欧试图从需求端消除矿企的顾虑。这套组合拳直击西方矿业投资的痛点——严苛的环保合规成本与劳工限制。通过政府信用背书，美欧正在人为创造一个享有政策红利的“基于标准和价值观的市场”，以此对冲低成本竞争带来的结构性冲击。 二、美欧建立全链闭环以防范断链危机 如果说价格支持是美欧战略的“经济基础”，那么从开采到回收的全链条闭环合作，则是其实实在在的“物理骨架”。此次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双方将在勘探、送采、加工、精炼直至回收的全生命周期内深化合作，并辅以技术与监管的深度融合。 针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矿山审批流程冗长（如加拿大多伦多稀土加工厂耗时数年才获准）的顽疾，美欧提出协调监管标准与投资筛选机制，意在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更值得警惕的是协议中明确的“协调快速响应机制”。 该机制不仅用于应对自然灾害等常规断链危机，更被赋予了对抗“第三国出口限制”的职能——双方将就此开展深度的情报共享与政策协调。结合美欧过往在半导体领域的“实体清单”的做法，这种“快速响应机制”极可能包括对关键矿产节点资产的紧急介入、产能的强制转换，甚至是针对特定国家的联合出口管制施压。通过将分散的成员国资源整合成跨大西洋的统一战线，美欧力求在面对外部供应波动时掌握绝对主动权。 三、美欧推动多边扩张强推西方标准 美欧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抱团绝非终点，其终极目标是将区域标准转化为全球贸易规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不讳地表示，该行动计划旨在应对“扭曲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在此基础上，美欧提出了长远目标：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一项关于关键矿产贸易的多边倡议。 这实质上是西方“小院高墙”策略的进一步扩大化。早在2026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便披露了建立“关键矿产特惠贸易中心”的构想。如今，上述协议正是将该构想落地的施工图。通过拉拢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友，美欧正暗中搭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关键矿产优惠贸易与投资区”。 这种地缘经济博弈将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矿业的投融资逻辑。对于跨国矿企而言，是否采纳美欧的ESG标准、是否接受其劳工权益与环保条款，将直接决定其产品能否享受零关税并进入这个庞大的跨大西洋市场。美欧贸易专员透露，相关价格下限机制的试点项目最早将于今年底前启动，这意味着这套排他性规则即将从纸面走向实际行动。 总体来看，这份协议是西方重构全球资源权力版图的分水岭。美欧通过参考价格托底、全链条协同及排他性多边框架，试图将关键矿产彻底阵营化。未来矿业开发不仅是技术与勘探的较量，更是标准制定与地缘站队的综合博弈。准确预判并适应规则变化，或将成为矿业投资致胜关键。

6月18日，力拓旗下蒙古国金铜矿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在社交媒体宣布恢复铜精矿发货。 该矿前一日曾宣布，当地时间6月17日上午9时起，公民团体封锁了该矿的一条精矿运输路线，导致按计划的精矿运输停滞。 奥尤陶勒盖是全球最重要的铜矿项目之一，对力拓的铜销售增长战略至关重要。该矿目前仍在向满负荷生产爬坡，未来将成为全球第四大在产铜矿。同时，该项目对蒙古经济也至关重要，其出口占该国GDP的很大一部分。